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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三 回到呼兰河西的故乡小镇,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候。如水的月光下,故乡的轮廓依稀可辨,记忆中的那条百米小街,两边的店铺还是旧时的模样,铁匠炉、棉花房、中药铺……门脸儿依旧,只是当年的风采已被雨打风吹去,显出无奈的疲惫。几乎让我辨认不出的是通往省城的那条柏油马路,路边一下子冒出春笋般的大红灯笼,来来往往的大车小辆,如同变戏法一般,一忽儿就不见了,无疑是被如织的酒帜饭幌笑纳进去。 我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了下来。问起五叔,每天早晨还有挑担卖菜的吗?街边儿的摊床该搬到大马路那边去了吧?五叔答曰,从形式到内容,如同桔枳,叶徒相似味道不同。你想找的“明朝深巷卖杏花”的人,怕难寻觅了。故乡是个有文化底蕴的老镇,五叔读过国高,不是村野之人,说起话来时有几句文言。他反过来问我,可曾记得道南出床子的那个傻良子吗?我说,当然记得,忘了谁也忘不了他。五叔沏上一壶茉莉花,爷俩一边喝茶,一边唠起这个当年二十刚挂零的青年,一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做生意的人。 傻良子,从小诚实、憨厚,良子前面加个傻字,是小镇上的人对他的昵称,我和小伙伴们都叫他良子大哥。他老家在陕北,西安事变那年同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小镇上。在本地念完高小,先是跟父亲卖烧鸡,烧鸡做得绝好,远近出名。每天傍晚,傻良子背着一个小木箱,在小街没转上一圈就卖光了。我们小孩子给他编了两句嗑:傻良子卖烧鸡,不上东就上西。卖了两年烧鸡,攒了点钱,傻良子在我家对过摆了个摊床,卖点烟卷、散酒、糖果、瓜子之类。我上小学的时候,每每路过摊床,良子大哥都给我抓把瓜子或拿几块桔子瓣糖。吃惯的嘴儿跑惯的腿儿,家里要买东西,我就到这儿来买;做完功课,也愿意到这儿来玩。 我最喜欢看良子大哥簸葵花子,一扇一扇的,扇去瘪子和灰尘,再拣出小石子和小块土坷垃,用湿毛巾反复搓揉干净,然后倒在大铁锅里急火翻炒。待炒好完全凉下来,良子大哥抓一把塞进我的衣兜里,一个个子粒饱满,吃不出一个臭瓜子来。有时,良子大哥像过家家一样,把酒罐子里的白酒,倒进另一只空罐子里,剩下一些全泼掉。长大后我才懂得,卖散装酒必须先用酒提搅动一番,盖因上面的是酒,沉下去的是水。我每回用锡壶给父亲来打酒,从没见过他在酒罐里搅动过,不管谁来打酒都一样。每当摊床进菜,良子大哥一捆捆打开,去掉“夹馅”,再一捆捆重新捆上。他总喃喃地自语道:“做买卖要讲诚信哪,不能靠这个赚钱!” 唠到这里,我忽地叉开话题问五叔,良子大哥和东街老葛家的三丫结婚没有?五叔叹道,棒打鸳鸯散了!葛老头出了名的抠门,整个一个葛朗台,嫌良子做生意心太实,没大出息。我说,三丫是良子下两届的同学,能歌善舞,不管在学校还是镇上演戏,一招一式都是良子教出来的呀!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那么般配,海誓山盟,怎么说散就散了呢!五叔似猜透我的心思,接着说,惨啦!“葛朗台”要拆散这桩婚姻,先是不让两人见面,后来来个釜底抽薪,找个人家嫁到河东去了。从此,傻良子寡言少语,谁说媒也不打拢,一门心思做生意,公平买卖,童叟无欺,从摊床起步,竟成为全镇最大的土杂商店掌柜。良子傻就傻在太痴情了,孑身一人,终身未娶。 我和五叔久久无语,对“葛朗台”导演的悲剧几近愤怒。令人酸楚的是这出悲剧的结局:每年仲夏时节,人们常常见到傻良子一个人坐在河边,默默向远方眺望。夜深人静之时,镇上的人便能听到傻良子如泣如诉的二胡声,那是陕北民歌《泪蛋蛋落在沙蒿蒿林》——“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人们说,呼兰河是“葛朗台”仿效王母娘娘划出的一道天河,傻良子定是期盼着这一天,同三丫能在鹊桥上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