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雁凌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林业工人，因为没有文化，不能看书看报，也不会打扑克、打麻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林业工人一样，唯一的精神生活以及娱乐方式就是听广播、听收音机。他没有什么贵重之物，他一生唯一一件心爱之物是一架电唱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物资溃乏，林业工人的精神生活也很单调。一般家庭只能听广播喇叭，生活稍微宽裕的人家有收音机，在广播停止播音时，听收音机。那时，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人们称为四大件，谁家要是拥有这四大件是令人啧啧称道的。而电唱机却更是稀有之物，很多人别说没听过，就连见也未见过。

每逢父亲下班后，就等着听广播。如果没收到广播，就心神不宁。毕竟，广播是有时间限制的。后来，父亲买了一台凯歌牌收音机，摆在木箱子盖正中间，在收音机上还蒙了一块崭新的红布。有人去我家见了红布蒙着的收音机就说：“马师傅：你家供的什么神仙”父亲笑着说：“我啥神仙也不供，我这宝贝能让我高兴。”

父亲一有空就站在木箱子前调台，听自已喜欢的节目，有时甚至听到半夜。有时错过了自己要听的节目，懊恼不已，有时为了等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还要耐着性子听自己不喜欢的节目。渐渐地，他感到听收音机还是受限制。

1975年初春，一位朋友说伊春市某单位新进几台电唱机，通过内部人可买到。价格是75元。当时，父亲基本工资才55元；幸好母亲有工作，一家人才能维持温饱。父亲说:“别的先不买，攒两个月钱，买电唱机。”就这样，父亲带头省吃俭用两个月，花了75元钱买了一架电唱机。

当我把电唱机拎回来的那天，一趟房的邻居络绎不绝地来看稀奇，屋子里、院子里像演露天电影似的，挤满了人。那一刻，父亲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电唱机外壳像个小皮箱，大约50厘米见方，深蓝色，仿皮面，面上布满了凹凸的规则的花纹，很金贵，很上档次。掀开箱盖，两根小小的零件支住了箱盖，乳白色的电唱盘镶在箱子上，唱针也是乳白色的。望着人们期待的、好奇的眼神，我也有些激动。我按照广播电台的朋友教的程序，开始第一次播放。通上电源，拿出一张唱片，拿起唱针，放在唱盘的边缘；只见唱针开始在旋转的唱盘上滑动。当唱针接触到唱片的刹那，人们出奇地安静，只有歌声在回荡。那是一曲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当时,只有塑料唱片，内容也只是八个样板戏以及那个时代的歌曲。于是，我四处收集唱片。一位朋友拿来几张老唱片:《王大妈爱和平》、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等。

那时，父亲刚刚退休，听电唱机成为他的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每天，劳作之余，父亲就会坐在长条板凳上，面对着放着电唱机的三屉桌，开始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听电唱机。

左邻右舍闲着没事的大人孩子，都会到我家来听唱片。若是夏天或春末秋初，可以开窗的季节，屋里坐不下，人们就拿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窗台上；父亲打开窗户，把电唱机声音开到最大音量，让一趟房乃至隔着道的邻居都能听见。那一刻，屋里院外响彻着嘹亮的歌声或戏剧声。

听常了，有些片断都深深地镌刻在脑海中，也会跟唱几段。有时，前后院的邻居还特意到我家来听电唱机，父亲把已经很干净的桌面再擦一遍，用一块柔软的布把电唱机里外擦一遍。再问来者:听哪段？有的听《沙家浜》，有的听《红灯记》。有的说你播啥我听啥。父亲轻轻把电唱片放在电唱盘上，再拿起电唱针，仔细放在唱片上，悦耳的声音就传出来了。

电唱机，成为父亲一生的心爱之物。给父亲以极大的精神享受，给我们全家乃至邻居带来极大的快乐。

后来，家里有了落地式收录机加电唱机，再后来，先后有了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家里再也没有电唱机的声音了。可是，电唱机却常常在我的记忆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