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杉文/摄 在南方上学的孩子放假回来，我做了一锅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孩子说，东北大米真好吃，在外面很难吃到呢。我说：“你们现在真享福……”孩子马上接上说，妈你不会是又要说你小时候吃粗粮的事吧？ 是的，我就是想说我们小时候吃粗粮的事。 那时候，普通人家生活都不太宽裕，城镇人口粮食是按人供应的，要凭票购买。每人限量每月24斤（老人）到32斤（成年职工）。小孩子则更少。哪怕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供应量也不及一个成年人。其中大米、白面那叫细粮，分配得很少。白面每人每月8斤左右，大米只有两三斤，一般都要攒到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平时都是以粗粮为主，粗粮能吃饱就不错了。 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孩子，孩子越多的家庭粮食越不够吃。记得有个邻居老刘家，有七个孩子，五个是男孩，每个月还没到月底粮食就吃光了。没办法，要是赶上冬天就吃两三天土豆，如果是夏天只好吃两三天稀粥愣是饿着等下月初粮证上有粮了才能做饭。 粮食不够吃，细粮还那样少。最让我伤心的是，小米居然还按细粮来供应，这几乎成了我童年时心里的一道伤。 因为小米做饭并不好吃，非常硬，下咽时感觉很粗、剌嗓子。可是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去农村吃了一次农户人家做的小米饭。哎呀那个好吃呀！心里就想，为什么不一样呢？人家做的小米饭，软软糯糯，暄腾腾，金灿灿，大粒粒，而且还飘着满屋的香气，好吃极了，跟我一直以来对小米的感受不一样啊。结果人家告诉我说，因为你们吃的是陈粮。 供应粮估计是储备粮的原故往往是陈粮，陈粮硬得很。这还不是最难忍的，最难受的是，父母都上班，给我们做饭的是奶奶，奶奶是南方人，吃惯了也做惯了米饭，面对北方的粗粮，苞米面、大米查子、高粱米等等不仅是吃不惯，更糟糕的是不会做。 现在我们总说粗粮细做，我们家那时候可以说是细粮粗做。窝窝头做不好（难吃），大饼子更不会。苞米面做窝窝头不好吃不是么，拿家里仅有的一点面往里兑。别人也许会说，那不是发糕么，也不错呀！可我们吃到的这些孩子知道不是。发糕松软、干爽、有弹性，咬一口滋味绵长。而我们家做的双面糕（苞米面加白面），是又硬又黏，颜色发暗，口感粗涩。 看到别人家孩子拿着金黄黄的大饼子或窝窝头，心里好生羡慕。而别人家小朋友呢，其实天天吃大饼子带大葱也腻歪，看到我们拿着黑不溜秋的新奇食物也挺馋。这样互相你瞅瞅我，我瞅着你，眼神与眼神的电光石火交汇之间……奇迹并没发生，但却发生了人类最原始的交易行为，那就是：以物易物！简单地说就一个字“换！” 等晚上妈妈下班回家知道了这件事后，心疼地挨个揍了我们一顿。不是心疼我们，而是心疼那饼子：“那可是掺了面的呀！” 小孩子和大人对食物的感知是不同的。大人觉得某食物虽不好吃但也能将就，但小孩子却会觉得受不了。我记得一直到上高中，都在埋怨家里做的苞米面饽饽不如别人家的大饼子好吃。“别人家的大饼子为什么好吃呢？同样是苞米面做的呀。” 有一天，妈妈下班回来，神神秘秘地跟我说：明天妈妈给你做大饼子吃。好吃的大饼子！ 第二天矇眬中醒来，听到爸爸妈妈在厨房说话。妈妈说，我为了做好吃的大饼子给孩子们，特意跟王姐学了一下。原来做大饼子不仅要用苞米面，还要放豆面呢。 那天早上我迅速起床，去看妈妈做大饼子。那是个冬天的早晨，晨曦的微光照在铁锅和铝盖上，显得有些清冷。妈妈把炉盖打开，捅开压了一宿的煤火。奄奄一息的火炭爆起了火花，似乎有了生气。 妈妈撮了一铲煤，添进炉子里，盖上炉盖，然后开始做大饼子。她取了一个面盆，舀了半盆苞米面，然后在盆里用热水把面和湿，搅成浆糊一般，又掺进了不少豆面。 这时候火起来了，妈妈把刷干净了的大铁锅架炉子上。只见她往手上哈一口气，开始捏饼子。很快就捏出一个来了，我看着妈妈比量了两下，“啪”地一声，大饼子照锅沿摔了上去，还挺响。然后我俩开心地相视一笑，正要接着做下一个，却不好了，只见刚才贴锅壁上的那个饼子，滋地一下，顺着锅沿滑向锅底去了。 怎么回事？太湿？太干？豆面不够多？也许苞米面要饧一会才行？各种猜测，一通乱试，结果都不是。其实就是铁锅烧太热了嘛！ 总之，我在高中后两年终于吃上了好吃的大饼子，跟邻居东北人家做的一模一样的正宗饼子。 高考之后我离开家乡四年。毕业时学校告诉我们几个黑龙江来的同学，说你们是边疆省份，只能回去建设家乡。 当时一想到又要吃那难吃的粗粮了，胃里就一阵抽搐。 谁想到，等到再回来时，家乡的粮食结构已经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北大米”开启了家乡百姓餐桌的新纪元！并且没过多久，它便冲出家乡走向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