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的清晨，一场小雨刚刚浸润了哈尔滨。我在微信中看到，我国著名翻译家、画家、作家和中俄文化传播者高莽先生于6日晚上10点30分逝世。我走出家门，漫步在雨后的晨光中，回忆起我们“忘年交”的友谊。 在21世纪初年的冬日，经作家门瑞瑜介绍我在北京第一次拜访高莽。高莽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在被他称之为“老虎洞”的书房里，谈苏联翻译、谈绘画、谈文学，当然也谈了许多他的故乡哈尔滨的历史，哈尔滨的美丽，在临别时，他说：“我送一副字吧！” 这是我所欲而不好意思张口的。 他在书案前静思片刻，挥毫写下普希金的诗句：“美皆恢弘瑰丽”，又在旁写到：“书赠王宏波先生”。 那年他76岁，身体犹健。 这幅书法作品，至今仍挂在我家客厅的墙壁上。 他的这幅书法作品是在激励我，要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美、发现美、创作美。这也是警示我为了美好，而要珍惜自己的清白，坚定自己的操守。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往来。我每次公出到京，都要挤出时间到农光里去看望他。 他总是站在十六层的电梯旁迎接，我未等出电梯的门，就听到他那充满阳光的笑声。待我跨出电梯的门，他就伸出双手拉着我，一同走进他的“老虎洞”。 他说：“这个‘老虎洞’的名字由来，是因为我和夫人、女儿都是属虎的，故命名之。” 他总是送我刚刚出版的作品集，在书的扉页上的题签常常是幽默的、诙谐的。他在《墓碑天堂》的赠言竟称我为兄，“书赠宏波兄雅正”；在《域里域外》的赠言是“宏波兄：域里域外终于找到你”；在《四海觅情》的赠言是“宏波大哥：四海觅你存深情”，他的谈话也是幽默且满是智慧。一次，我到他家聊了一上午，中午到了我们去楼下的北京烤鸭店，他一脸严肃地说：“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了了”，未等我们说话，他又说，“也就只能吃烤鸭！”他的话引得我们一阵大笑。他的脸上浮出一层浅浅的笑意，一双眼睛里闪烁着慈爱的目光。 2010年，我准备把在黑龙江省委党校学习期间的日记整理出版，他闻听后在电话中说：“我给你画一幅你的速写，放在作者简介的上面！”三日后我就收到了他用特快寄来的画作。 2013年，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回来在报纸上、杂志上开始了为期近三年的连载，出版社要出版。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高老，他从书桌的一本书里找出一张小纸条，说：“不知道你的这本书封面是怎样设计的？我为你画一个草图。” 他低头在那张小纸片上勾画了几笔，递过来。这简直就是一幅钢笔的速写。只见上面的右边是竖题的书名，作者的姓名，左边是书名俄文的缩写；下面是两座俄罗斯的建筑。他说现在一些出版社出版的书，封面设计得大红大绿太艳了。他一再叮嘱我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一定要素雅。 我请他题写书名，他认真地写出一套一个竖版的、一个横版的，并在下面盖上了他的印章。他放下笔，神思后又拿起笔，在另一张纸上又重复地写了一套，说：“这两套让出版社选，用不用有印章的请他们定吧！” 我回哈尔滨不久，接到出版社通知，需要更改书名。这一下可使我为难了。高先生刚刚题写了书签，我怎么好再开口请他重新题写呢？无奈，我只好与他的女儿晓岚大姐通话说明情况。不想撂下电话不到四十分钟，她打来电话，说：高先生听说后立即题写了横竖四幅书签，还认真地盖上了自己的名章！ 第二天，正好我到北京参加会议，报到后，又来到农光里202号楼的16层，高先生笑呵呵地站在敞开的户门里，以往挺拔的身躯现在有些挺不直腰了，镜片后有些浑黄的眼睛里仍旧充溢着真诚的热情，我紧走几步迎上去，他伸出苍老的、温暖的手拉住我，慈爱地说：“你来了！快进来！” 我搀扶着高先生又一次走进“老虎洞”。他把我按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又蹒跚地移步到我对面长桌前那把椅子上。我借此短暂的时间环顾“老虎洞”，门楣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老虎洞！书柜里满满的书前摆放着几只布艺的小老虎，书柜的玻璃上映着我身后墙上高先生自画的那幅老虎图。 高先生脸上松弛的皮肤刻满了皱纹，还有标志沧桑的老年斑。他皱了皱眉头，说：“年岁大了，腰不行了，疼。走路也困难。”他的话语里有几分凄凉和悲怆。 晓岚大姐仍是乐观豁达，满脸春风洋溢着朝气，一双眼睛笑如波光。她对高先生说：“您的身体多好啊，怎么老说自己不行呢！” 高先生笑了，说：“好！好！” 他让大姐从里间的书房拿出为我题写的书签。我双手从他手上接过，放在桌上从塑封的袋里取出，轻轻展开，《回望俄罗斯》赫然跃入我的眼帘。这又是按横竖版各写四幅，其中的一横一竖下角盖有他鲜红的印章。 同行的朋友为我和高先生拍下这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画面。 高先生说：“我刚刚出版了一本书，你有吗？” 我问是哪一本，他说：“《桂冠》，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小传和我为每位绘制的头像。” 我说没有，他立即双手撑案，要站起来去取书。 大姐忙说：“高先生，您就别动了，我去取！”并又幽默地说：“我不就是为您服务的吗？”她一阵风似的从里间拿出几本塑封的书。 高先生让把随我去的朋友的姓名写在纸上，他戴上老花镜，在书的扉页上为每个人签名。 同行的朋友提出大家合个影。高先生从对面的椅子上起身，蹒跚地过来并肩和我坐到沙发上，回身指着墙上挂着的他画的那幅老虎图和普希金的头像，说：“以它们为背景吧！” 2015年，我去京公出时再次去看望高先生，在聊天时知道翌年就是他90岁的生日，我提出为他写一本传记。 他说：“我是一个小人物，还能作传记？” 经过我们的“说话”，他终于同意。于是我进行了紧张的采访。他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有时想不起来了，就诙谐地说：“此处你就写这个老头忘记了！”而一旦他记起就马上讲述，有时甚至把电话从北京打到哈尔滨。 我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高莽画传之感谢故乡——哈尔滨的青春时光》，把书稿寄到北京，他一字一句地做了修改，对于其中的溢美之词，他都做了实事求是的改正。我看着这修改过的手稿，感受到高先生的求实求是的品格。这部传记经陈凤翚、王惠民的帮助，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他生日的那天，恰巧我在北京，就去看望他。 我一进“老虎洞”，他拉着我有些忧郁地说：“你怎么才来？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好！”他又一脸喜悦顽童一样地说：“你得在书上签名，我好送老同志、老朋友！你不签名，我就不送！” 我按他的要求在一本一本书的扉页上签名，他坐在一旁默默地望着我。不一会儿，他窸窸窣窣地站起身，走到书柜边拿出画纸和一支炭铅，又缓缓地坐到我的身旁，眼睛注视着我，在画纸上，飞快地挥动炭铅…… 晓岚姐说：“高先生给宏波画像啊？”他说：“你不要说，不让他知道！” “好！我不说！” “你刚才一说，宏波都知道了。你不保密！” 父女二人的对话也是幽默的。 他画完了，自己在端详。他伸出手拽拽我，说：“你看看！” 晓岚先拿过，一看说：“你把宏波画胖了！” 他老小孩般地说：“不！是他长得丑！”说完他也笑了。 已过中午时分。高先生说：“我们吃饭去！” 他已让大姐在附近安排了饭店，我们下楼。 高先生走路艰难重重，我们把他扶上轮椅推着他走。 他十分不安，坚决不让我们推。几番口舌，他执意让大姐推，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们在树下的人行道上走，轮椅在步道板上发出咯楞咯楞的声响。 可能这声响，使他想起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方石路面，想起了故乡的童年和故交。高先生问起哈尔滨的事情，那人那城，那里的朋友那里的异域情调。 我们来到不远处的饭店，菜来了，高先生看了满桌的菜，又老小孩般地说：“我要吃肉！” 大姐不给，因为高先生的血脂高，医生告诫要注意饮食。 高先生自我解嘲地对我说：“她是我的领导，天天管着我！”便不是很情愿地吃着青菜。 我们以茶代酒，边吃边聊，那天的情景犹在眼前。 我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高先生了，但我们还是有电话联系。他在电话中仍是不乏诙谐，一次他说：“你也不来看我，再不来我就死了！”我已感觉到他语气的软弱无力。前几天，侨居美国的诗人满锐在电话里说：高莽先生的身体不好已入院，医生已经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十分着急，但不敢给高先生或者是他的家人打电话，每天都在心中暗暗祈祷，希望高先生能够躲过这一劫，早日康复，等我去北京和他在“老虎洞”聊天…… 他的生命，在距他92岁生日还有20天的时候，终于和金色的秋天融为一体。 高莽先生一生所热爱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仿佛就是送给他的：“他先是告辞，后又慨然留下，和我同在，至死不移。” 是的，高莽先生的精神永远和我同在！不！和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