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他们的外号，有故事的外号，却如一粒粒种子，在人们的心田里扎下了根。 身边有些人，即便很熟悉，也有叫不出名字的。不是他们没名字，只因习惯了叫他们的外号，实际的姓名也就给忽略了。 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叫出与否，没什么关系，也没那么重要。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否深刻地留在了别人的记忆里。 小时候，我生活的屯子里有个半大小子，他是孩子王，他姓百，大人们都叫他老百孩子，我们这些跟屁虫也跟着叫他老百孩子。 记得那是一个哑巴冷的黄昏，我们一群孩子，正在南大坑那如镜的冰面上抽冰尜，老百孩子走上近前。也许我手中的皮鞭子对他有了什么启发，他向我扔了一句：“我用用你的鞭子！”未等我做出任何反应，他便很霸道地夺鞭在手。他是孩子王，屯子里的孩子见到他都心生惧意。我自然大气不敢出，随着他奔向生产队的院里。 生产队的谷草棚子旁边，聚了好多人，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好奇地凑上前，谷草棚子里蜷缩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只见老百孩子挥舞着鞭子，一边训斥蓬头垢面的人“你个狗特务”，一边恶狠狠地向他抽打。 当时，我恨不得自己立即长大，愤然冲过去，从老百孩子手里夺回我的鞭子。我觉得老百孩子如同电影里的汉奸，不是什么好人。 也许老百孩子打够了，玩够了，他转身把鞭子还给了我。望着他一脸得意，我突然觉得这个孩子王是恶魔王！ 我攥紧鞭子含泪跑回了家。望着心爱的鞭子，原本油黑的皮条已成了黑红色，我放在清水里洗，可无论怎么洗，也感觉洗不掉那黑红色。心爱的鞭子，也仿佛幻化为一条长信的毒蛇。最后，我赌气把鞭子填进了火苗正旺的灶坑里。 也因为此，老百孩子这个不像人名的名字，便刻进了我的记忆里。 读小学三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姓贾，大名叫什么，我们真不知道，就是现在也不知道，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贾祥子，我们当着他的面叫他贾老师，背地里都叫他“假如”。 当时，贾老师对我们绝对很严，更有成绩要求。记得一次，他出一套数学题考我们。公布成绩前，站在讲台上的贾老师面沉似水。我们都伸长脖颈，屏住呼吸。突然一枚大号洋钉好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他的手里。只见他手持这枚大号洋钉，扯开大步，走下讲台。全班40多名学生，他居然挨个敲打男生女生的头，只有我例外，因为我及格了，我考了61分！ 贾老师除了教我们数学，还兼我们地理课。他的外号，也是因为他上地理课有个口头禅。 地球人都知道，地理学科，老师不重视，学生也不重视。可能贾老师也不太认真备课，他讲的时间短，划题的时间长。勉强讲一点儿，贾老师也不去考虑语言的什么连贯性了，信口开河，东一句西一句，经常是张口假如闭口假如，比如说：“假如呢，假如我们家乡的地理状况呢……”时间一长，我们全班学生也都“假如”起来。回家当笑话说，家长们也跟着我们“假如”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文化乡教学那些年，我家后院的邻居，总求我为她代写书信。那个年代没有现如今的便利通讯，手写书信是与外地亲人朋友联系的主要工具。 这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妇女，其丈夫排行老三，见面我叫她三嫂，通常情况叫她“三老跑”，她自己也很习惯大伙叫她“三老跑”。“三老跑”这个外号，是身边人赐予她的。怎么回事呢，她婚嫁本地后，大伙就发现她走路从来都是带着小跑，她性格也属于风风火火的那种，因此就有人给起了这个外号“三老跑”。 她本人也十分认可这个外号。每次为她代完笔，我问她信的落款怎么写，她说别写她的大名了，大名谁都不知道，就写“三老跑”吧。我有心问她真名叫啥，她说告诉你没啥用，告诉你也记不住。 有一天，一位亲属给母亲过80大寿，非坚持让我给写礼账。因为身边人，我大都知道外号而不很清楚他们的大名，我极力拒绝，可最后还是拒绝无效，硬着头皮答应了。 一位开饭店的老板娘去随礼，我问写谁的名字，她笑了，不写我，也不写我家那“死鬼”。我笑了：“那写谁呀？”“你就写‘骨头王’，谁都知道。”她说。 “骨头王”？可不咋的，一说“骨头王”，几乎全镇人都知道说的是他们两口子。“骨头王”那可是他们两口子的饭店最叫得响的招牌。 身边的这些熟人中，有许多人的真实名字，都随着岁月的老去，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他们的外号，有故事的外号，却如一粒粒种子，在人们的心田里扎下了根。他们就像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即便叫不出真实名字，也不会影响生长。但如果给这些花草起个有趣的外号作为名字，多么明了，多么生动，多么令人难忘啊！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已故多年的外婆的名字。外婆那多如繁星的“瞎话”，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我从心里想知道外婆的名字的时候，外婆已不在了，当她将自己的一切还给泥土，也带走了她的名字。 王俊平《读书容易看人难》 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