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和儿子的合影。
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小北门外,传来了一阵低沉沙哑的歌声,随着歌声,人们看到被敌人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的赵一曼。马车来到小北门外,赵一曼衣衫褴褛,她勉强站稳了身躯,目光坚定地对着刽子手。枪声响起,南国女儿的一腔热血喷洒在了苦难深重的东北大地上。 寻找光明的路上 1905年10月25日,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花场伯阳嘴村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有一个叫作李坤泰的女孩出生了。女孩字淑宁,乳名端女儿,笔名李一超,后化名赵一曼。 1923年,赵一曼通过共产党员郑佑之与团员何必辉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赵一曼转为中共党员,从此,她走上革命之路。 1927年9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赵一曼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去往莫斯科的轮船上,她遇见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共产党员陈达邦。在“红莓花儿开”的国度里,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和散步,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二人成为一对红色恋人。 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经党组织批准,赵一曼与陈达邦结为伉俪,不久赵一曼怀有身孕。由于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非常需要妇女干部,组织上决定让她提前回国,赵一曼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1932年春,苦难的东北在沉沉暗夜中悲愤伤痛,赵一曼这位南国女儿临危受命被派到抗日斗争的最前沿。她先到奉天(今沈阳市),后被派到哈尔滨担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1933年10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2月26日,因叛徒告密,哈尔滨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赵一曼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党组织决定将她转移到外地工作。然而,她坚定地表示要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抗日游击区去搞武装斗争。后满洲省委研究决定,派赵一曼去往珠河县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 “红枪白马”的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赵一曼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后,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后任珠河铁北区委书记。 1935年9月,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任。10月,赵尚志率领大部队离开珠河,去开辟新的游击区。赵一曼主任和王惠同团长则带领全团指战员坚持在珠河根据地同讨伐的日伪军周旋,以完成策应第三军大部队转移的战斗任务。11月14日,第二团五十余官兵从铁道南县委驻地返回道北,试图向延寿方向挺进和我军主力会合。部队来到道北五区春秋岭左撇子沟的安山屯,在这里被汉奸朱景才发觉,密告了驻乌吉密的日伪军。15日上午10时许,赵一曼和王惠同发现日军横山部队一部、冈田正木部队预备队一部、吉田部队一部以及珠河县伪警察大队第三中队等日伪军三百余人异动后,紧急集合抢占南山有利地形同日伪军展开激战。 战斗持续进行了六个多小时,激战中,赵一曼被敌军击中左臂,她忍着剧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投进敌群后机智地滚进草丛。 当赵一曼从山沟里清醒过来后,先后与负伤的战士老于、十六岁的妇救会员杨桂兰、交通员刘福生碰到一起。大家互相搀扶着来到侯林乡西北沟的一个窝棚里。 11月22日,汉奸廉江和米振文在侯林乡西北沟发现赵一曼和二团失散战士隐藏的窝棚,立即密告日军远间重太郎和伪警察队长张福兴。 上午9时30分,三十余名伪警察包围了小窝棚,战斗中,交通员刘福生和战士老于牺牲,赵一曼左腿被伪警察的“七九”步枪击成重伤,顿时昏死过去,铁北区宣传部长周伯学和妇救会员杨桂兰同时被俘。 甘将热血沃中华 刽子手们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轮番的使用吊拷、鞭打、竹签刺指甲、烙铁、坐老虎凳、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往她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等无所不用其极的严刑,但这一切都没能让赵一曼屈服,她怒斥敌人:“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在去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此行实为赴死,她向伪警察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赵一曼一生的母爱和寄托最后都凝结在这封遗书之中,她用自己的牺牲留给孩子最后一次身教,她代表了一个民族五千年永续的不屈精神。 赵一曼走了。她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她的魅力感染着后人,而她的精神与灵魂所化成的旗帜,也将永远飘扬在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