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一诺

“我马上就进入‘90’后了，虽然是退休了，但是对于为祖国做贡献的工作，是不应该退休的……希望青年人能够接我们的班，把水声事业推向前进。”一席话让在场的师生们热泪盈眶。

8月8日，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的“杨士莪院士90寿辰暨2020水声技术高峰论坛”上，“90后”院士杨士莪道出了他的生日心愿。

出生于1931年的杨士莪，经历过抗战时期举家逃难的日子，从读私塾到考取清华大学，心灵深处早已埋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已经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的杨士莪，在一次参加全班上街宣传活动返校后，毅然报名参军，而后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提前毕业到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教。

从那时起，杨士莪的生命和事业，就融入了蔚蓝的大海。而今，在这片蓝色国土上耕耘70个春秋的他，夕阳不隐苍山下，晚霞斜照

蓝海间，日日夜夜依然在倾听海的声音。

听海的声音，听祖国的召唤。杨士莪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海洋科技事业之中，如同一滴水融入浩瀚的大海，永不干涸

1953年，国务院筹建我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杨士莪奉调北上，进入学院海军工程系，执教球面天文学、测量天文学。

到了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确定“水声学”为国家空白学科。当时，美国声学领域副博士以上水平的研究人员就约有2000人，而中国只有2位声学家，还都不在水声领域工作。为此，国家采取“紧急措施”，派遣4名科技人员到苏联科学院声学所进修。“这是国家急需的空白学科。”系领导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此，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专业的杨士莪，半路改行，一辈子与水声结缘。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在苏联学习时，杨士莪发现，进行声学研究的两个实验室对外国人是紧紧关闭的。那里面是任何国家都要保密的军事科学里“最要命的东西”——舰船水下噪声研究工程。国际上，这一领域的学术论文在交流时常常仅写一个题目，任何国家都只能靠自己摸索、提高。然而，正是实验室那扇紧紧关闭的门，激发了杨士莪开启中国水声科学研究事业的雄心壮志。

1960年夏，杨士莪回到哈军工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到了1981年，该学科点获得国家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第一批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3年，国家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在此建立……

而今，学院已培养了新中国一半以上的水声科技人才，全国水声行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大约60%，高级专家层面接近70%，都是该校水声专业的毕业生。

而杨士莪，作为我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也从青年才俊熬成了一头鹤发的耄耋老者。他动情地说：“科研人员的人生意义，就在于顺应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需求。”

听海的声音，听事业的召唤。杨士莪像一位不知疲倦的航海者，在中国水声工程科技事业发展的漫长航程中，劈波斩浪,,,执着前行

20世纪70年代，他投身到以举国之力发展“两弹一星”的事业中，为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全程飞行实验研制“海上落点水声定位系统”。期间，他领导完成了海上深水靶场水声落点测量系统的研制工作，为确定洲际导弹的准确落点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他在该系统中提出的主要技术方案，包括测阵方法、声线修正和定位精度等，填补了国家空白，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当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海军建设缓慢，对水声人才需求不大，国内其他院校的水声专业多数下马，只有杨士莪领军的哈军工水声专业一直坚守下来，对舰船减振降噪问题的关注一直没有间断，并设计建造了国家首个针对声学实验的重力式低噪声水洞。后来，国家把对舰船的噪声治理列为重大科研专项之一。

在70年的风雨历程中，科技强国、科技强军的崇高信念，一直激励着杨士莪与祖国辽阔的领海梦牵魂绕、相依相伴。

早在1959年，作为中方副队长参加中苏联合南海考察时，杨士莪就眺望富饶美丽、处子般沉睡的南海，心中涌起深深的忧虑：何时我们能凭自己的力量来这里考察开发？

1994年春，广东湛江港，两艘考察船载着全国十几家水声科研单位近百人组成的考察队驶离了码头。对于中国和杨士莪来说，为了筹备这次考察，国家准备了整整十年，而杨士莪则等待了三十五年。在他的倡导推动下，这个梦终于圆了。

从琼州海峡到南沙群岛，考察队的航迹深入南中国海。深海区域作业时，赤道附近的太阳几乎垂直挂在头上，甲板高温近60度。水声科学家们冒着高温，抱着100多斤的线轴在电缆里钻来钻去，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杨士莪身先士卒，与大家一起忍受着高温酷热、缺少淡水、没有蔬菜的艰难时刻。在长时间海上试验、淡水告罄的情况下，他和同志们把压载水仓飘着油污的水烧开了喝。

这次考察是我国第一次有战略意义的水声科学考察，也是建国以来我国水声工作者首次独立出航考察。在杨士莪主持下，考察不仅掌握了南海典型海域的水声环境特点及主要参数规律，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更培养锻炼了一批水声事业接班人。

70年来，在杨士莪心中，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永不能忘。

听海的声音，听心灵的召唤。在杨士莪心里，祖国的海洋科学事业大于天，而个人的得与失、名与利都是微不足道的

一次，他准备去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开会前夕，已买好机票的他突发高烧、尿血，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务必取消此行，抓紧治疗。可三天后病情稍有好转，他便带着一大包药如期抵京参加会议去了。

担任研究所所长时，岗位津贴只给一半，他提出自己拿一半的一半。每次讨论奖金、评奖时他都把青年教师和教学一线的同志向前推。许多科研项目他从头至尾参加，但在向上报奖时，他根本不报自己。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便没有了为报奖排名次而勾心斗角的事，“人家教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署，我们还好意思争什么？”

前些年，他的夫人患脑血栓后遗症，常需住院输液，他在家便自己骑着自行车带老伴儿上医院，他手里有上千万的经费，他的身份可以向学校要求派车，但他们就如同最普通的老夫妻那样相伴去医院。学校里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个场景：院士使劲踩着自行车，身后老伴儿紧靠着他。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有时他出差为了照顾老伴儿不麻烦系里同志，便带上老伴儿一起去。

熟悉杨士莪的师生，常常被他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年过八旬依然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和博士生。因为需要出差做实验，或者参加学术会议，不可避免地会给研究生串课，但他只要一回到哈尔滨，第一件事就是安排研究生把被耽误的课程补上。因为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杨士莪常常因此跟研究生们道歉，还自嘲自己为“不可靠分子”。

哈工程水声工程学院的一位教授回忆说，读研一时上杨教授的“水声传播原理”课，由于该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很少，所以课堂上就我一个学生，但是每堂课杨教授都是工工整整地写满整个黑板，几十学时的课程从头到尾上下来，一直这样认真。“那是我上得最累的课，一点儿不敢偷懒，因为每堂课杨教授都会提前很早赶到教室，在那里等着我去上课。”这位教授言语间充满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