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淑敏

哥来了，从绥化老家的乡下，在这个春季农忙的季节。哥平日里很少来我家，这次忽然到访，多少让我感觉有点意外，他事先连个电话都没有。这不是我哥的性格。我心里犯着嘀咕，哥是不是为什么事而来？哥和我父亲性格一样，平日里少言寡语，如遇到有想不开的事时，总是躺在那里闭目，且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打。

哥是纯纯的庄稼汉，快六十岁了，孩子都陆续到了成家的年龄。哥一辈子生活不富裕却也不拮据，应着一句话“癞蛤蟆打苍蝇：将供嘴。”哥很羡慕城市生活，尤其我们姊妹仨在城市里生活。哥希望他女儿能在城里找个对象，在油田找个有工作的，哪怕男方个人条件、工作环境差一些。比如说钻井队、作业队、物探队都可以。侄女聪明、漂亮、能干，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睫毛长长的。

嫂子让哥给我带来我最喜欢吃的土豆儿干，哥从一个三角布兜里往外拿时，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我这是咋了？你嫂子早晨让我把土豆干儿装好，我怎么就把这包旱烟叶装上了？”说完，他就狠狠地“唉”了一声。我急忙安慰他：“哥，没事，没事，去年拿的还有呢。”哥突然又冒出一句话：“气糊涂了。”我知道哥的脾气，随意又温和地问了一句：“哥，谁气你了？”哥没有正面回答，重重地打了一个唉声，独自一人走到小卧室，躺在床上。

我担心家里有啥事发生，急忙追了过去：“哥，有事，和妹妹说，有我呢，有啥难的？”

哥说：“梅呀，我想问一下，你们大庆这里有个叫大同高台子老腰房的地方吗？”我说：“有呀，高台子镇我去过，那个村我没去过。”哥又问我那个地方是不是很穷，我不知道哥到底想求证个啥，就婉转一些回答：“哥，哪里的百姓都有穷有富，日子是过出来的。”足足过了几分钟，哥坐起来了，连连地打着唉声。我就问：“哥，你咋啦？”“那啥”，哥没有穿拖鞋站在了地板上，“那啥，你侄女在你们大庆大同区高台子找了对象，听说那个地方是大庆最偏远最穷的地方，地上不长庄稼，都是盐碱地，人们从外面收一簸箕碱土，回家可以熬成碱块儿。家家住的泥土茅草漏屋，这不就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吗？我姑娘要是嫁过去，那日子咋过？”哥一股脑儿说了一大堆，好像憋了好久的话。他的语气好像在审问谁，又好像要抓住我这棵救命稻草。说到激动处，哥又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打了起来。我忘了当时是咋样劝哥的。只是记得哥哥不同意侄女这门婚事。原因就一个，就是那个高台子太穷。这是六年前的事了。哥没有能阻止这门婚事。

到了会亲家给侄女谈婚论嫁的日子，我和哥代表娘家人去过彩礼。我们的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下了一号公路向西而行，记不清过了几个村庄，终于在一个约有二十几户村庄的村口停了下来，前来接我们的有四五个人，侄女男朋友告诉我，那个个头不高，身材结实，穿蓝体恤，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是村支书。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小院，用土墙围着，菜园里的茄子豆角正是旺季，两间茅草房，西屋像是留给以后做新房，没有什么家具，只有在炕梢放了一口1970年代的炕柜，上半部对开的门里放被褥，下半部放衣服。只有窗台一盆洋绣球，显现花开富贵的唯美。哥在村支书的寒暄中坐在炕头。他一言不发，抽着烟，那表情里的唉声都缠在哥从嘴里吐出的烟圈上。

村支书自我介绍，说侄女的男朋友是他远房侄子，今天代表张家来谈谈孩子婚事。哥开门见山：“那啥，谁写彩礼单？”村支书很尴尬：“我们好亲做成，有啥要求你尽管提。”我忙打圆场：“我们老家的习俗，女孩结婚一定要有一份彩礼单。”村支书脸上立即陪上笑容：“好好，亲家你尽管说，我们虽然没有准备礼单，但是，我们张家人讲信誉，说话算数，你说吧。”

村支书不软不硬地激了我哥一句：“我做主，你尽管说。”哥也不让步：“我要的，你们有吗？我要车，要楼。”我忙解释：“哥在开玩笑呢。”哥立即用眼睛白了我一下。村支书却没有让步：“别看我们现在条件差一点，这几年政策好了起来，正在搞扶贫，村里所有的土坯房都被测量过面积了，不久就会盖新房。”哥也不示弱：“要不，你们拿出三十万现金。”哥的话一出，语惊四座。村支书没有退却：“亲家，这个我来担保，三年后，保证给你三十万，现在我给你打欠条。”哥感觉有点被戏弄了：“我要现金。”村支书让人去小卖店买来一张红纸，工工整整写下：“欠条”，另起一行，写下：“彩礼三十万。”哥来时和我说，想通过要彩礼，把这门婚事退了。

侄女长长的一声“爸……”捅了哥的软肋，哥半推半就，半真半假，抓起彩礼单揣进了兜。他唉了一声，半笑半怒：“好，我等着。”侄女订婚那顿饭，哥喝了二两酒。完后，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上了车。到家后，哥拿出那张欠条重新折叠一下，放进他的黑钱包里，一头倒在床上睡了。

侄女的婚结了，哥的唉声变成了眉宇间一道锁，总是闷闷不乐。一晃三年，哥都没有再去大同高台子那个村去看侄女，电话也没有，微信也不接。就算软绝交。侄女倒是给我扔下一句：“我一定活出个样儿给家人看看。”四年后，侄女来电话，说要杀年猪，请我们去吃杀猪菜。我给哥打了电话，哥就来了。我正在安排谁开车，侄女的电话打过来了，说他们两口子开车过来接我们了。

我们下楼，侄女的崭新的红色轿车停在那里。哥上车还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问侄女啥时买了新车，侄女说去年，侄女告诉我，这几年全靠好政策，他们村富裕起来了。我很想知道侄女这几年怎样致富的，侄女坐在那里给我算了一笔账，结婚不久，小两口与父母分开过，家分人不分。政府给俩老人盖了六十平方米彩钢房，小两口住旧房，在旧房后院盖一栋猪舍，养了五头母猪，这几年猪肉价格好，猪仔也卖得好价钱。庭院里种了葡萄、松茸，乡里无偿提供鸡鹅雏仔，长大后，乡里统一负责收购。侄女家有五十亩地，种植黄豆和玉米，每年大田纯收入能达到五六万元，农活不多，一年加一起不到俩月。农闲时，侄女两口子分别去了附近油田单位食堂打工，侄女女婿做厨师，侄女做面案，每月工资一个四千三，一个三千五。我粗略算了一下，这一家人一年收入接近二十万，不亚于一个油田职工一年的收入。侄女美滋滋和我显摆：她有多聪明，所有面食制作都是在网上自学的。

哥还是坐在那里，眼睛微闭。我故意提高嗓门：“侄女，你们家可以算上小康生活了。”我们的车一直没有往乡下路拐，直奔大同镇市区。车在一个干净，幽雅的小区门口停下，门杆自动抬起，车径直来到六号楼一单元门口。早在那里等候的人中，我一眼认出村支书。

两室一厅的房间，装修是精心设计过的，田园风格，舒适布艺沙发，水晶吊灯，白色绣着粉花的窗帘，一盆洋绣球花，吐着清香开得正艳。哥从这盆花里明白了这是自己女儿的家。

一桌纯纯的东北杀猪菜上桌了：血肠白肉烩酸菜，小鸡炖蘑菇，蘸酱菜等，满满一大桌。二两一杯的大同小烧，村支书和哥对饮着，酒过三巡，各有微醉。村支书忽然提了一句：“亲家，你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个欠条吗？”哥唉了一声，这一声唉和往常不一样，没了债权人的底气。村支书接着说，你女儿是我们村致富带头人。哥的脸在酒的作用下红得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哥从兜里掏出那个老式黑钱包，二层格里有褶皱的红纸，年久老化，纸条分成两半，“欠条”俩字与“彩礼三十万”几个字分了家。落款处空白。

哥恍然大悟：“五年前你就算计了我，唉！哈哈哈。”哥开怀大笑，村支书端起酒，敞开衣襟：“来，哥们，干。”哥把那张彩礼单，团了个团儿，抛向窗外。红红的纸团落在了楼下一棵向日葵金黄色的花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