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文城》证明了他依然是中国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这个故事牢牢地抓住了我，我的第一直觉是，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文城”作为一个虚化的地名，承载着主人公的希望和信念，以此余华扩大了他写作的地理，由北及南，又由南向北，其内在精神的指向，却是超越了地域的一种民族共同性：坚韧、信守、重义、互助。这是《文城》的隐喻，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

余华又出新长篇了！先是在饭局上听到消息，然后是在朋友圈里被大家兴致勃勃地传播，最近几乎变成了业内的接头暗号，《文城》读了吗？好看吗？——《文城》，余华的第6部长篇新作，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已经隔了八年。一个作家有几个八年？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现代时间节奏下，禁不住要赞扬一下余华的好耐心。我在第一时间里拿到了仅供少数朋友阅读的先读本，一个下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开始的忐忑被阅读的兴奋所代替——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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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写作，有前后转型之说，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公论。前期的余华血腥、暴力、解构、反讽，以零度叙事的客观呈现历史的悖谬和残酷。以《活着》为分野，转型后的余华变得温暖、怜悯、充满希望——虽然这怜悯和温暖依然与生活的悲剧密不可分。余华将这种转变的缘由归因于一个梦：在梦中有人要枪毙他，他在梦里挣扎，最后发现并没有人来救他的，他感到了巨大的恐惧……这个时候他从梦中惊醒，意识到没有救赎的时刻是多么让人绝望，文学如果仅仅给人提供这个绝望，是有所欠缺的。从那以后他决定要在文学里面提供温暖的东西。日本学者竹内好在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文学是要让人活的，而不是让人死。在这位学者看来，鲁迅的作品提供了这种质素，因此鲁迅是伟大的。余华早期对鲁迅不感兴趣，但是后来却一再向鲁迅致敬，个中的因由，大概也是意识到了鲁迅文学所提供的这种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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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文城》这部长篇，虽然篇幅依然是余华一贯的“小长篇”的规模，但从形式、内容、主题等各方面看，呈现的却是一个新旧交错的“综合性”的余华。这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余华式的作品配方：对江南风物的细致描摹，让人油然而生“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乡愁；人物关系设定上的非血缘性，这是从《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以来余华人物关系设定的重要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余华书写出了更高级的亲密关系；叙事上的回环往复，有一种民谣式的音乐感，这使得余华的小说充满了可读性；里面依然有对暴力的描写，土匪割人质的耳朵，张一斧用斧头劈人，血腥残忍；土匪混战的场景描写堪比大片，如果搬上银幕或许有更直接的视觉效果。

同时，一个新的余华也在这些熟悉的气息里面慢慢呈现出来。从写作的地理看，余华扩大了他的写作版图。《文城》不仅仅写了余华熟悉的南方，也写了前此的小说涉及较少的北方。主人公林祥福是北方人，他由北入南，小说的女主角纪小美则是南方人，她一度由南而北。故事就在这样南北互动的过程中展开。在中国的小说叙事中，南方往往隐喻着一种退隐、蛰居、市井的社会生活，而北方往往代表着中心、权力和庙堂，中国文化中的“北伐”“北望”等表述都暗示了一种南方对北方权力的渴望。但在余华这里，他反其道而行之，纪小美要去投奔的“权力”被悬置，他遭遇到的林祥福是另一个北方，这是一个敦厚、宽容、坚韧的北方，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以谦恭和隐忍之心对待着来自南方的不速之客——即使这不速之客一再欺骗他。林祥福和纪小美的姻缘就像是南方和北方的婚书，由此南北合为一体，溪流和平原、稻米和高粱，都滋养着生活其中的人，这是共同的大地、共同的人民和共同的血脉，在南北合流的叙事中，余华建构了一种民族的共同体想象。

居于这一想象中心的，除了地域，就是人物。小说塑造了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性格上有以前小说人物的影子，比如沈阿强，他其实是另外一个福贵。男主角林祥福和陈永良身上都有一点许三观的影子，但是与许三观的懦弱、随波逐流相比，这两个人物身上有更多的进取之心，从小说人物的谱系学上来看，这两个人物应该是许三观和福贵的父辈或者祖辈，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属于“创业”的历史，林祥福和陈永良白手起家，在溪镇创造了财富和生命的神话。他们同时也守望相助，在混乱的时势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卑微而脆弱的世俗生活，当这一生活被强大的外力摧毁时，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挺身而出，以“匹夫之勇”迎头而上。在《文城》中，侠的气质居于人物性格的高端链条，这一链条在两处达到顶点，一是林祥福为赎回顾益民而慷慨捐躯；一是陈永良手刃张一斧，为林祥福报得大仇。

还值得一提的一个人物是纪小美。这是余华前此的小说中很少出现的一个女性形象，她主动、决断、重情重义，从叙述动力来看，她是这部小说的引导者，没有她的主动引导——也或者是一种引诱——林祥福和沈阿强将都无法行动，这个耀眼的女性角色且留给读者和热爱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者们去解读，我这里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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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故事层面的好看——这一点很重要，不好看的小说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当代很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创性故事的缺席是当代小说德性最大的败坏。小说家的思想、知识和观念不应该溢出小说这一有机体本身，昆德拉有一个比较饶舌的解释：“小说只能发现小说所能发现的。”余华对此有清醒的自觉，《文城》的故事、人物和行动构成了一个圆融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折射出丰富多元的主题。

首先是“信”，既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也同时包括对某一种事物的信念，对某一种情感和理想的执着。信是中国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文城》其实是由几组不同的信任关系构成的。林祥福和陈永良、林祥福和纪小美、纪小美和沈阿强……正如《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和他的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的亲密程度却超越了血缘，《文城》中的这几组亲密关系同样也建立在非血缘性的信任关系上，这种“信”既是文化的养成也是人类的本性。

与“信”相关的是“义”。小说中主要人物行动的逻辑都在于“义”，讲义气，有情有义。除了主要人物是如此行动以外，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都遵循这一行动的原则，比如土匪，有情有义的土匪最后得到了善终和尊敬，而无情无义的土匪则只能曝尸街头，受众人唾弃。这一情义原则与上文提到的“信”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但余华没有浅薄地给这些原则冠以高头讲章，小说没有任何关于情义、信任的说教，而是通过那些小人物、底层民间的人物来静默地呈现这一文化血脉是怎样地流淌在我们先民的生活和生命之中。有朋友在读到小说中“独耳民团”保卫战之后不禁潸然泪下，情义由此穿透了历史，直接对当下构成了一个提问。在这个意义上，《文城》的所叙时间固然是百年前的清末明初，但因为有了这种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描摹，它又直指当下的时刻，它并非固态静止的历史演义，而是以镜像和幽灵的形式活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在余华前此的小说中，一个基本的主题是“失去”，这一主题在《文城》中依然有所保留，林祥福、陈永良、纪小美等人都在不断地经历失去，但是，《文城》中出现了一个“失去”的反题，那就是“创造”和“收获”。林祥福失去了妻子，但创造了财富，收获了女儿和友情；陈永良收获了林祥福的帮助和情谊；顾益民失去了财富、儿子、健康，但是他同时也收获到了对正义的新的理解；土匪和尚失去了生命，但收获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现实和物质意义上的失去与精神和人性意义上的收获构成了《文城》的正反主题，它们的合题则是人类川流不息的生命原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原力，普通的生命也能开出灿烂的人性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