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三

费振刚先生走了，在老家辽阳，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历程。

多少年来，在北大中文系费先生是唯一一位大家可以直呼老费的教授。一是因为同其他老先生相比他要年轻得多；二是因为他多年做学生工作，心胸开阔，谦虚随和，待人敦厚，深得同学们拥戴。这些年来，我回北大差不多每次都能见到他，还曾特意到他府上神聊。毕业留校任教的同学不止一次对我说，费先生是担任系领导时间最长、人缘极好的老师。

记得刚入学不久，知道费老师也是东北人，我俩的师生关系自然近了一层。费振刚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撰稿人兼编委会委员，秦汉魏晋南北朝分类编写组副主编，他领衔撰写的《全汉赋校注》，极大推进了对汉赋的研究。1961年大学刚毕业的费振刚，就同他人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并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别奖。这部著作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红皮文学史，这位瘦瘦的助教由此而引人注目。

记得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第一位给我们讲话的系领导就是这位费先生。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敢恭维，一件事说来说去生怕大家听不懂，所以给我们的印象是，茶壶煮饺子，越着急越倒不出来。

1970年初冬，为响应备战、备荒号召，北大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千里拉练。我和费老师分在一个排，背着行李，沿怀柔、顺义、密云，奔延庆、八达岭，环北京绕了一大圈。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常常躺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天南地北地唠嗑，一聊就是大半夜。我喜欢写诗，把自以为得意的拉练诗草念给他听。他听了之后，说了三句话：“感受尚深切，诗味不浓郁，表达欠含蓄。”关于诗的问题，我们时有争论，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费老师总是对的。坦率真诚，直抒己见，这不是容易做到的。

我没有把时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费老师当成领导，什么话都敢和他说，不设防，不怕抓辫子，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聊起系里的人和事，费老师和同学们没有师生之分，促膝畅谈，其乐融融。他说中文系有两大难，一是青年教师找对象难，条件不高，简明扼要：政治可靠，读书看报，自带饭票。尽管如此，人家一听是臭老九，还是免谈。二是结了婚生了孩子起名难，怎么起都不满意。费老师的孩子叫燕梅，在燕园出生，许多人一听其名便知其意，这之后起名就难了，不能土又不能洋，不能俗又不能晦涩。后来有人想出个办法，铺开一张报纸，让孩子用笔在报上点，点到哪个字，就用哪个字做名。听了费先生的一席话，我在系里逐一进行对号，还真是起单名的居多。研究语言文学的学者给孩子起名尚且顺其自然，何况众多的学生家长呢？我在哈尔滨市一个小学做过一次调查，六个年组，只有三个班没有重名的。

迎北大百年华诞之前，我曾和费老师通过一次长途电话，问问学校和系里的情况。得知校庆期间将举办规模宏大、硕学云集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中文系的林庚先生是会议顾问之一，袁行霈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接着费老师在电话里不无感慨地说，系里的老先生差不多都不在了，杨晦、王力、魏建功、吴组缃、朱德熙、川岛、王瑶、季镇淮……而吴小如、严家炎、陈贻焮、谢冕、孙玉石、马振方等诸先生，年纪最小的也过了花甲之年。在电话里，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但愿人长久”，费先生几乎和我同时吟诵出下一句——“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来，知道先生有浓重的难以释怀的故乡情结，常回辽阳老家。他在老家走了，终于叶落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