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

阅读与写作密不可分。阅读是我生活中的常态，基本上以外国的文学、哲学、艺术书籍为主。我的阅读趣味，与大多数写作人一样，多偏于译介过来的外国书籍。上世纪80年代，我高中时代的阅读，基本上是中国古典文学，如《西游记》《唐诗三百首》之类，后来读《杨朔散文选》《骆驼祥子》等，因为写分行的诗歌，同时读订阅的《诗林》《星星诗刊》等。这种阅读状态是不自觉的，透露着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性，也透露着我文学视野的局限性。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阅读视野逐渐开阔，开始在大学图书馆里借阅外国文学名著和哲学书，如《堂吉诃德》《百年孤独》《悲剧的诞生》，还有一些外国诗歌选等。1993年大学毕业后，随写作自觉性的增强，对外国文学的喜爱和阅读陡然增加。这期间我开始大量地购买外国文学书籍，有闲钱就买，哲学类、艺术类也买。现在，我的阅读视野更加开阔，并且喜爱上了当代艺术和影像批评书籍。

书籍，在人类肉身更新换代的延续中，塑造着人类灵魂，它给后来者注入强劲的启蒙光辉。为了写作，我不断地购书，书像冬天的雪越积越厚。我感到寒冷，因为耗时的阅读，让每部书都变成幽暗的迷宫和陷阱。书的冷来自阅读的热，书的深来自阅读的浅，书的重来自阅读的轻，书的活来自阅读的死，书的长来自阅读的短。在书房里，即使做一个不断阅读的人，在书本里又能活多长时间？况且我这空空的头脑引导着沉睡的躯体，又沉沦于碌碌的白日梦里。这种焦虑感持续了一段时间，近五十岁时，它消失了。

现在我还在阅读，阅读和写作一样，属于自我的时间。我坐在小书房，静静地翻书，深入到一个纸世界。那些书籍，用文字囊括了一个写作者的肉身和灵魂，也囊括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却逝去的时空。它是一个有写作轨迹的人留下来的，首先是一本物质之书。诡异的是，那物质之书能不断地衍生，更新，有着更复杂的创世力量，全然又是一个十足的复杂灵魂，并且向未来不动声色地延宕。博尔赫斯曾用文字筑建了一部永远读不完且不重复的神奇世界——《沙之书》，或许，那就是它——文学经典。它平素静静地尘封着，但只要你打开，就像擦亮阿拉丁神灯一样，立刻充满了奇迹。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人类的希望和日出后的光芒，它引导着人类走向自由开阔之境。经典给人启迪，让人充满疑问，进而引发更深层的思考与追索。罗素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这印证出，人是很盲目的，更多时被屁股决定而不是受制脑袋。原因很简单，人离不开自己的肉身。经典，它为人的肉身准备了灵魂。人类是和人类所写作的“经典”一起上升的。

文学的经典世界，是文学大师创造的道场，是热爱真善美的人类寻求的世界。是的，现实中我们的生命充满沉重、无奈与平庸，充满黑夜与迷途，但因经典，将会趋于生动、鲜活、明亮。阅读经典，我妄想从那个纸世界脱胎换骨地走出来。我打开那些书，走进大师所创造的世界中去，在那里喜怒哀乐，并且像修行一样沉浸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为青年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找到了自我救赎的精神之路，同时也结束了我阅读中的纠结与黑暗。合上厚厚的大书时，我，还有那个叫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他者”，人性的曙光被文字冉冉点亮。艾略特在《荒原》里展示了种种现实绝境，那是现代社会和疯狂都市的绝境，是现代人精神荒原的绝境，艾略特在人类“向下的路途中”不断地寻找着“向上的道路”。

经典性写作，从终端来看，是每一位已经开始写作人的梦想。但面对自身的现实，做一名诚实的写作者或许比面对经典性写作更好。诚实的写作者，先是要面对自己内心，然后再面对他人和社会。这样，也许算一个写作的开始。我喜欢谢默斯·希尼的一句诗：“我写诗，是为了凝视自己，为了使黑暗发出回声。”写作何为呢？抛弃“高大上”的文字构建雄心，一个开始变得成熟的写作者，肯定会看见自己身体中黑暗的部分，也会看到不完整世界的真实不虚。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介入自我和世界的冲突中。他的悲悯心摧毁了小自恋，却至此关注到半明半昧的众生。我认定，写作是一场自我救赎，自我修行活动。通过写作，我走出无意识的我，走出小我，走出过度自我的写作，进而开始有一个大我，去关照更开敞的世界。

经典，让世界的文化在交融中丰厚。中国知识界，从晚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对外国文学和其它类典籍进行着大量的译介，这与中国逐渐放眼世界的格局关联。鲁迅强调过“拿来主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不断对外开放的语境，更给国人提供了开阔的丰厚的各尽所需的阅读资源。如果谈创作，从作家的求知欲和写作成果来说，先锋小说可谓觅得写作的一些真谛。阅读外国典籍也是一样，在本土的传统背景中，打量外来典籍中的世界，会塑造更加全面的认知空间和思考方式。一位作家的广度和深度，除了来源于实践，与阅读密不可分。至于关注点的不同，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创作暗道和写作秘密，它与作家个人的喜好和气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