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伟

真的很喜欢《觉醒年代》所蕴含的那种气质，能把风云激荡的历史，拍出静水深流的感觉。触之，温润如玉，感之，热血沸腾，既有历史的凝重，又有生活的轻松，大时代，小细节，娓娓道来，丝丝入扣，很容易就把人代入到剧情，代入到那个年代，代入到那一群鲜活的人们中间。

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毛泽东、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和青年导师，还是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郭心刚这些热血激情的青年学生，甚至像辜鸿铭、林纾、黄侃、刘师培这些立场不同、见解不同的“守旧派”人物，以及汪大燮、傅增湘、陆征祥、顾维钧这些北洋政府内部的官员，都不是脸谱化地塑造，简单性地对立，而是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让我们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看到其复杂多元、丰富饱满的一面，而通过他们，又让我们触摸到寥廓高远、波澜壮阔的时代精神。

就像蔡元培和陈独秀说的：“人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我之间，道虽不同，亦可为谋”，在这些风云人物之间，即使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身份不同，但依然能够同气连枝、惺惺相惜，即使当面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却并不妨碍彼此私下的欣赏，友情的延续，甚至在民族大义、大是大非面前，能够放下成见、互为声援，在他们的身上，有大气，有大节，有大识，有大勇，让我们看到了觉醒年代应有的样子。

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李大钊虽然不赞同陈独秀的观点，但还是挺身而出，将被当成卖国贼打得落花流水的陈独秀解救出来；在轮渡之上，面对日本船员当众羞辱两名中国青年，陈独秀挺身而出，而这两名青年中，就有曾因误解而向陈独秀吐口水的，当他事后鞠躬向陈道歉时，陈独秀的回答却是：“你吐我一口痰，是你的血性”；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明知道黄侃办《国故》是跟自己和新文化对着干，但还是给他批了经费；他在同意主持刘师培葬礼时，也说出“我与申叔，一生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也不同，不过，我们彼此倒是有一些惺惺相惜，能送他一程，也是我的心愿”，还将其著作文稿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在张长礼之流为孤立陈独秀请辜鸿铭、黄侃、刘师培吃饭，推动学生复课瓦解罢课，更是被这三人当面给整个下不来台。刘师培直言：“我虽然不赞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文化观，但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不赞同学生罢课，但我绝对不会出卖我的学生！”辜鸿铭更是怒斥：“宵小之徒，其心可诛！”为了维护北大的共同利益和国家尊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起请辜鸿铭吃饭，请他为解聘英籍教授一事跟英大使团谈判，辜鸿铭答应后听说胡适是主谈，仰天大笑：“也罢，那我辜鸿铭就舍了这张老脸，给你这个白话娃娃当一回军师吧。”这几个新老文化干将在谈判桌上的联手出击，让人忍俊不禁，大呼痛快。而在陈独秀辞职北大之时，黄侃一边说着不可救药，一边含泪拱手：“别了，仲甫兄！”辜鸿铭笑问：“君去也，还斗否？”陈独秀笑答：“一息尚存，战斗不止。”彼此互道珍重的场景，让人动容。这些文化人之间，当得起孔子说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子和而不同”。如今互联网上的撕裂对立之人，与当年这些文化人的风骨和格局相比，真的是高下立判。

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剧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外圆内方、柔中有刚，宽容而不失底线，厚道而更有原则。而更让我感动的是，他对于人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护。风雪之中三顾茅庐请陈独秀的场景足以让人动容，而在感觉到陈独秀要辞职时，他几次打断陈独秀的话，试图不让他说出来的那种急切和忐忑，以及待见陈主意已定，说出的“那年大雪纷飞，我迎先生到北大来，如今天凉入秋，我却要送先生离开”的哽咽之语，其怜才之心，惜才之意，跃然其上。而正是他提出的：“北大最大的规矩，就是科学民主，兼容并包”，才导致北大的旗下，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的新文化干将，又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这些国学大家，才让那个觉醒年代的时代精神，如此斑斓多彩、摇曳多姿。

剧中处理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转变也绝不突兀，铺平垫稳，起承转合，非常有章法。尤其是陈家父子的思想和情感变化，让你真的有一种感觉，仿佛是在跟着他们一起过日子的过程中，随着一件又一件事的发生，随着一次又一次观点的触动，他们的观念也在一点儿一点儿发生变化。第一集时，对陈独秀从情感到思想上都排斥的陈乔年，认为父亲不配吃黄牛蹄，而将其换成了癞蛤蟆，试图在餐桌上吓其一跳、令其尴尬。而在观众几乎都快忘了这一情节时，在陈独秀出狱后的欢迎宴上，陈乔年忽然跑出来，深鞠一躬，把亲手做的黄牛蹄献给自己的父亲，表示出对当初的歉意和如今的和解。真的是让人既惊喜，且泪目，一个黄牛蹄，把他们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全都串联起来了，这就是编导高超的厨艺。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觉醒年代》更是一部五四时期思想史的立体呈现。觉醒年代，觉醒的是什么，觉醒的是思想，觉醒的是精神，觉醒的是文化，觉醒的是使命，觉醒的是行动。最近正好同时在看施展教授的《枢纽》一书，书中提到“历史是个运动的过程，人性的激情是其根本动力”，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只有极少数人会基于内心的道德确信，自主抉择逆流而上，其在道德上比那些识时务的利益追逐者更高，其抗争命运的勇气，也更具有悲剧色彩。”说的，不正是觉醒年代的这一批人吗？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等人，他们都是那个年代里的精英人物，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身份、地位、人脉，过上更为优渥的生活，做出更加功利的选择，但他们为什么却义无反顾、躬身入局，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也遍布荆棘的道路？我想，除了他们身上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能够看见时代苦痛和病症，并发大愿心救治之的觉醒者。就像赵世炎读的那首《怀陈独秀》说的：“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剧中有一幕，李大钊送陈独秀出逃路过天津，看见饥民遍野，陈独秀不仅掏出身上的钱救济难民，而且先是背向而泣，继而放声痛哭，最后下定决心，与李大钊誓约建党。而正是他们的一念初心，才有了我们如今的美好时代、幸福生活。

他们，改变了潮水的方向，改变了时代的命运。而在这些觉醒年代的觉醒者身上，至今仍有我们值得传承和借鉴的地方，比如，陈独秀提出的新青年的六点标准；比如，蔡元培在就职演讲中提出的青年学子不要把读书当成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对知识没有敬畏之心的殷殷劝告，甚至比如，他们彼此见面，哪怕发表针锋相对观点时都要深鞠一躬的礼仪……在今天这个时代，都是依然值得闪耀的时代精神。

觉醒年代，永不过时，永远在路上，因为在每一个年代，都需要共同的和不同的种种觉醒，才能让我们创造的历史和期待的未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