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逸

为了保持小说的神秘感，关于女主人公，这里只作简单介绍：张宗兰，黑龙江双城人，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打入日伪机构内部，获取多份重要情报；1938年，在传递党的重要文件时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年仅20岁。想想其中的惊心动魄与她的英勇无畏，这个智勇双全的奇女子就应该被后人永远铭记。

《如果我一去不回》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黑龙江抗日女英雄张宗兰的故事，另一个是“我”寻找、挖掘并写作张宗兰事迹的故事，其中不乏演绎、推理与想象，甚至将小说的读者也包括进来，当各种详略不同甚至出入很大的史料记述被并置在一起，整部小说开始萦绕着一种梦幻般的氛围，仿佛不读到最后就不能拨去迷雾见其真容，而对故事情节的自行判断却又是对读者阅读鉴赏力的智力考验。为了保持小说的神秘感，关于女主人公，这里只作简单介绍：张宗兰，黑龙江双城人，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打入日伪机构内部，获取多份重要情报；1938年，在传递党的重要文件时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年仅20岁。事实上，只要想想她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想想其中的惊心动魄与她的英勇无畏，这个智勇双全的奇女子就应该被后人永远铭记。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各种体裁（诗歌、散文随笔、武侠小说、评论性文字以及真实的史料）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通有无，同时，陈伟忠的诗人身份赋予了整部小说一个自足的语言机制，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小说语言的文学性。当代小说写作一个最严重的弊病就是缺乏文学性与创新性，似乎读者所需要的仅仅只是岁月静好的口水故事。

如果略作诠释，小说的第一部分《寻找张宗兰》可视为序言式解读，是“我”与张宗兰在时间与空间中建立的因果联系；第二部分《歌或曲》是一首一千多行的叙事长诗，是敬献和祭奠，在小说中放入诗歌作品，熟悉西方文学的读者，可以举出多个例子，但与两者不同的是，在陈伟忠的小说里，这首长诗后面的所有内容是对整首长诗的纠正、补充与概括，实际上，整部小说的写作源头正是这首长诗；第三部分《双城复仇记》是一个武侠小说，写张宗兰牺牲后其弟为其复仇的故事，曾以网络小说的形式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小说里收录的只是些许片断；第四部分《如果我一去不回》总结并还原了张宗兰短暂的一生，张宗兰的同学和战友纷纷出场，八女投江之一的冷云（郑志民）最令人惊艳；第五部分《张宗兰和她的嫂嫂》补写了张宗兰鲜为人知的爱情，虽然短暂，但却美好。

按照常态，这样的题材故事应该像电影剧情那样发展和延伸，先是流水式的平铺直叙，然后再制造几个高潮点，以惊险和热血来取悦读者。而陈伟忠却剑走偏锋，用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将各种文学体裁拼贴起来，把一幅幅既粗糙又细腻的时间肖像写成了诗学与哲学意义上的挽歌式论文，或者正如诗人法兰克·比达特所言：“我们填写先前就有的形式，在填写的时候我们改变了它们，也改变了自己。”

这本书，陈伟忠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其间的艰辛与呕心沥血可想而知，他对张宗兰的最初了解仅仅只是来自一张照片，通过多年的不断走访，反复查阅各种史料和文学作品，直到这本书逐渐趋于成型，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张宗兰才开始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但或许，这也只是张宗兰在陈伟忠心目中的样子，因为我们终究辨认不出她说话时的语气，走路时的姿态，以及热情或孤独时的眼神。一部小说，写了十年，时间阶梯一样不断派生出来，增长，叠加，仿佛写在历史旁边的批注或释语，既揭示一切，解释一切，随后又湮没一切，不留任何余地。时间博学而雄辩。但时间所弥留的，似乎除了追忆，还是追忆。

一部二十八万字的小说，读后给人留下百万字的记忆和印象，其中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仿佛跋涉过一百年的时光和历史，阳光普照，身上沾满露水。我喜欢这样的作品。我喜欢从一个枝节上看到另一个枝节，看到一件事情的思想和意义。我大概是这部小说最早的几个读者之一，早在付梓之前就读过陈伟忠赠送的工作台本，而一个饶有趣味的发现也是在那时发生的，我始终觉得这部小说被陈伟忠很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哲学问题，细读两遍之后，果然在小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忽隐忽现，并且低声应答。至于这个问题是什么，你读过之后就会知道。

最后，我想说的是，写作一部文本意义上的小说，往往需要准备很多方面的东西，比如天气和地理，比如一些虚构人生的起始与终结，比如迷墙般的智力空间能否留下空隙供人穿越；而写作一部历史题材的实验性小说，则需要准备更多：一个必须经过精心考据的过去，一些努力接近于真实瞬间的旧日事例，一些根源、距离和视野，一些时间的重量和味道，以及一些必要的空旷与丰饶、暮色或曙光。如果一部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同时又将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分散到各种史实中，那么，这部小说一定会像洋葱一样，需要层层剥开，才能让读者在阅读当中重新发现其内在的精神品质和万花筒般的哲学意蕴。

陈伟忠的《如果我一去不回》就是这样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