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莉

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冰雪消融的季节。他拖着残腿，拿着掉了漆皮的搪瓷缸子，低着头，用差涩的目光注视着行人的步履和手，还有匆匆而过的行人的脸。

我走过他身边。看他俯在潮湿的水泥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的模样时，心被一只手撕扯了一下，很疼。那是他的手，虽然布满了冻疮，却很洁净。我打开手包拉锁，从里面找出一元绿色的纸币，放到他面前的缸子里。那一刻，我低着头，不敢看别人也怕被别人看见。那一刻，我很窘迫，就好像我在乞讨。

第二次遇见他，是丁香花开的季节。北国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大街小巷的绿化带上，盛开着一丛丛的丁香花。那一天，为了享受丁香的馨香，我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走出家门。忽然间，我在丁香花的花丛中看到了他，依然拖着那条残腿，依然在残腿边放着磨得放着黑光的拐，面前放着的却是一个小包裹，里面放着几双被塑料袋包裹着的胶皮手套、身份证套封、手机套等等小物品，他在叫卖：手套3元一副，身份证套1元3个。叫卖的声音很低，目光是游弋羞涩的。我走过去，买了一副胶皮手套，买下3个身份证塑封套。他收下我递到面前的五元钱，从挎包中找出一元纸币递给我。我摇摇头，转身离开。他拖着残腿扑到我面前，手里举着那一元钱，面红耳赤……

我有些难为情地收下了一元钱。他已经不再需要怜悯。那一刻，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时候的枉施怜悯，是对被怜悯的人一种无形的伤。

第三次遇见他，是在这个秋季。我去家附近的修鞋铺去修鞋。鞋铺里面的物品摆设依旧，只是修鞋位置上却已易人。原来的修鞋人，是位年逾50的中年人，此时的是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正用明亮的略有羞涩的眼睛看着我。我的心被这双眼睛触动了一下，好像似曾相识。我坐在修鞋人面前的小凳子上，脱下鞋，递给他说：钉鞋跟。

他用有些羞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接过鞋，认真地修起来。我看得出，他修鞋的技术不是很好，手指有些笨拙。他修完的一只鞋，鞋跟钉得有些歪，几次重新钉，我几次都冲动地想制止他，怕把鞋跟钉坏了，可是，我都压抑住了冲动。让他钉吧，大不了就是一双鞋，已经穿了3年了，即使修坏了，也穿得够本了。看得出他是一个新手，别因为我而伤了他修鞋的自尊。

我把眼睛离开他修鞋的手，开始打量起这间修鞋铺的一些细微改变。目光落到修鞋匠身后的放着黑光亮的拐上，我再看看面前这位修鞋的人，我知道了他是谁。

我轻轻地说：记得这里原来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修鞋师傅。

他说：他回老家了，他出来好几年了，想家了。我就把这鞋铺兑下来了。我和他学了几天手艺。修鞋这活儿看起来简单，真干起来，还真是挺难。前几次我给人家修鞋时，用修刀把人家鞋跟上的皮层给刮坏了，人家气得把鞋扔在我这里让我赔。我真不想再干了，刚才，我正想着怎么能尽快地兑出去，你来了。我很害怕把你的鞋再修坏了。

我忙说：没关系，我的要求不高，只要不偏跟就行。

其实，一双鞋的鞋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钉好，他却用了半个多小时。我发现，他不仅仅是技术不娴熟，而是怕，怕修坏的那种小心翼翼。

我穿上鞋。一个鞋跟，钉得好，钉得不好，只是形式上的，踩在脚底下，都是一样的。我对他说，你修得真仔细，真好，我这是路过进来修穿着的这双，我家里还有好几双要修，我回家去拿，我家离这里很近。

他有些吃惊有些腼腆地看看我，半信半疑地点点头。继而，他说：你什么时间来，我想在门外贴个告示，兑出去。

我说，很快。我出了修鞋铺，急走回家，翻出所有的鞋，把应该修和不应该修的几双旧鞋装到几个塑料袋中，匆匆返回修鞋铺。修鞋人正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有些不太好看的大字：此修鞋铺出兑。

他看见我，惊讶地半张着嘴，脸上陡然升腾出一片红晕。我对他点点头，说，你慢慢修吧，都是不急着穿的，放到你这里好了，过几天我再来取。

一周后的周日下午，我在母亲家找了几双鞋又来到了这个修鞋铺。我看到已经被他修理好的一双双鞋，被他用鞋油打得锃亮摆放在修鞋架上，都是我送去修的鞋。他手里正在修着一双鞋，一个年轻女士坐在他面前的小凳子上，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妪。她的手里拎着一双鞋。

他看到了我，有些羞涩地笑了，说：谢谢你的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你的那些鞋，一共是7双，我都修好了，在那里。他指了指放鞋的鞋架。

我说：我来取修好的，又送来了要再修的，我放到这里，不急，你慢慢修吧。

秋日的天空很蓝，云很白。

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