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玉晶

《受命》是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说他从1988年开始着手积累素材，历经三十余年才完成。背景是北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貌：街道、医院、电影院、副食商店、饭馆、公园，包括女孩子朴素或时髦的打扮及物价，事无巨细地贯穿在几个人物的生活中。我虽未曾亲眼见证彼时的景象，可通过小说也能在脑海中构建得七七八八，可见止庵的工作之细致，推敲之严谨。

小说的序章，描写了一名医生极其平凡平淡的一天，并且“不出意外日复一日可能要在同一岗位干到退休。”而正如“受命”这个强有力不允拒绝的标题一般，这个“意外”迅速地在第一章就劈进了主人公冰锋的生活。

关于复仇我们总有各种想象：手刃仇人的快意，同归于尽的悲壮，宽容慈悲的谅解，时过境迁的“算了”……可似乎哪一种都难以言尽个中滋味。对于冰锋而言，复仇的“受命”是层层递进的，母亲告知其父亲被迫害最后自尽的遭遇，他找到父亲破碎的“遗言”，给冰锋的心上劈开了一道口子，随即，贺叔叔的劝解像是在这道口子上试探：是要将其缝合，还是撕裂？而后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贺叔叔病故，这两个知情人，顺遂时间的巨浪而来，短暂地靠了靠岸，仿佛完成了使命一般，转瞬又被卷入，冲刷得干干净净。

“受命”的“命”是父之命，母之命，更是天之命。“历史不能总是一笔糊涂账，个人也要负责。”——他抱着这个执念把口子撕裂得更大，大到必须得往这个裂缝中钉下一根柱子，再用一根利刺将自己钉入这根柱子，才能立住，避免被裹挟。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被指定的，能够清算这笔糊涂账的“受命者”。

对于冰锋而言，身怀复仇的使命便是这种“入魔”，但这种“魔”并非是“恶的魔”，它是带着真和善的“魔”，甚至是带着“义”的“魔”。“真”，是为父亲悲惨境遇追根溯源；“善”，是为历史的旧账除恶；“义”，是伍子胥式的日暮途穷下的自持，是明知是“魔”仍执意入“魔”的坚毅。

冰锋心中的“魔”驱使着他去打探仇人的线索，谋划行动的实施。而同时存于他心中的“美”又让他加入诗歌小组，认识了祝叶生。尽管他不愿将与祝叶生的感情牵扯进他的复仇计划，他要保证这个复仇是“干净的”，一对一的，不拉扯其他人的，可命运暗涌波动，在暗处早已交汇融合，难以剥离——这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的“受命”？

“入魔界难”。何况冰锋身边还有一位“活在当下”的现实的“凡人”丁芸芸，和受父辈光芒笼罩的圣洁的“佛”祝叶生。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写道：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氦气）来填充，经不起针尖麦芒大的刺伤。冰锋正好相反，他的“受命”是这只气球，父亲的遭遇，母亲患病前的嘱托，贺叔叔的劝解，伍子胥的故事，无疑就是注入这只气球的氦气，而祝叶生和丁芸芸的爱，则是针尖麦芒，将其欲入魔的气球一点点刺破，不经意的，遍布的，以至冰锋察觉并多次试图修补——对叶生保持距离，克制男女激情，拒绝芸芸考研、同去深圳的提议，不惜以分手为代价——仍无济于事，把他钉在那根柱子上的利刺时刻扎醒他，在时间的潮流中，他选择被钉住，艰难地屹立着。他必须完成这个“义”，这个“入魔”，这个“受命”，这只破绽百出的气球，哪怕是草率地选择了行动时机，他也得坚定地揣着，去往临界点亲手将它压爆。

书中提到冰锋几次到父亲自杀前居住过的地下室，躺在父亲躺着死去的地方，猜测他最后看到的景象。类似的情节我在一部日剧中也看到过，身为警察的父亲死因成谜，女主人公也成为一名警察后，每每到事件现场，便躺到死者的位置，据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死者，感受到死者的意念。前几次我也把此举理解成冰锋试图靠近父亲理解父亲的想法，读到中途，我想不妨把这个举动也理解成冰锋在填充“入魔”的气球。抚摸父亲的指甲痕迹，写关于伍子胥的诗剧，一切都是在对抗时间的前进，他拒绝“活在当下”——考研或与丁芸芸去深圳打拼，他也拒绝“走进明天”——与祝叶生结婚一同出国，他通过种种举动，来提醒自己的“受命”，一次次差点要走出历史，又逆返。

祝叶生和丁芸芸刚开始在冰锋眼中，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出身显赫，难解世间疾苦，天生就带着任性满满的底气；后者出身困苦，于是脚踏实地，通过将自己和“自己人”的生活安排得节奏规律，有条不紊来补足后天的底气；前者是高耸天空的粉色云团，自由随性，有股子韧性却也脆弱；后者是图纸上比着尺子画的横平竖直，气势磅礴且不容有误。她们都为了生活或是理想，大踏步往前去了，留下了冰锋，这个选择留在历史中，又拼命想与时间赛跑的人。

叶生前后言行的转变，可以肯定的是看了日记的。而冰锋复仇那晚做了什么？伍子胥的诗剧他会不会写完？即使是最终章铁峰所叙述的过程，可能也隐去了一些细节，我们无从得知。小说末尾的临空失脚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你就是能感受到，它堵塞在你的心脏与唇齿之间的部位，想吸收却无能为力，想吐露却也终不得法。

止庵老师在这部小说中，展露了他深藏的才情，一改以往置身事外隔岸观火般的评论式文字，处处透着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生活的“置身其中”，尤其爱报菜名，引人垂涎，通过文字能感受到他的隐忍、舒展或是爆发。

在时间面前，冰锋没有跑赢，仇人也没有跑赢，他们同归于尽于时间中，这也许是复仇最好的结局。可《受命》不宥于时间空间，那些留白的想象的多义性，如此迷人，值得一读再读，无穷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