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萍

生龙活虎、龙腾虎跃、如虎添翼……这些活跃在成语中的“虎”意象，很早就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最早在《诗经·邶风·简兮》中已有“有力如虎，执辔如组”的诗句出现，唐代及以后，“虎”更是广泛出现在诗作中。《全唐诗》中，有1066处出现“虎”字，仅李白创作的983首诗中，提及“虎”的多达77处，韩愈、李贺、张籍等均有咏虎佳作《猛虎行》。在诗人们的笔下，唐诗中的虎蕴藏着多种内涵，不仅让人又惧又恨，也可敬可亲。

“虎啸崖谷寒，猿鸣杉松暮。”（刘长卿《题虎丘寺》）唐诗中的虎，威风凛凛。长过掌的虎牙，利如箭的虎爪，行进气势威震百兽，一声虎啸可惊动山林。面对这样的猛兽，即便是有着“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之勇气的杜甫也要悄声吟一句“月明游子静，畏虎不得语”（《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唐时经济繁荣，大量荒地被开垦，栖息地的减少使虎与人的矛盾逐渐加剧。张籍的《猛虎行》记载秦岭地区下山的猛虎不仅掠食牲畜，还可能危害村民性命：“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于是唐朝出现了专门捕虎的英雄。他们有的“独到辇前射双虎”“射杀空营两腾虎”，更有甚者赤手空拳“手接飞猱搏雕虎”“射熊搏虎众莫敌”，想成为世人称颂或君主看重的对象，先拿老虎试试手。在唐诗中，还有些寺僧或道人以法术伏虎，将其感化，不再为恶。李白《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就有：“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禅虎”文化是佛教与禅宗的结合，在佛道并盛的唐朝更是认为“坐禅之人兽不侵”，刘长卿《宿北山禅寺兰若》也称“上方鸣夕磬，林下一僧还。密行传人少，禅心对虎闲。”“斗虎”“伏虎”类的诗句在唐诗中频频出现，是对唐人的力量和气魄的肯定。

“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于旁，子孙富贵居中央。”（《司马承祯含象鉴文》）唐诗中的虎，也是吉祥的化身。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记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汉代王宫画四灵于瓦上，以保四方平安。李商隐《无愁果有愁曲》：“东有青龙西白虎，中含福皇包世度”也继承了传统的四方五行思想。人们认为白虎具有辟邪消灾、祈福致富等神力。李白诗《草创大还，赠柳官迪》：“朱鸟张炎威，白虎守本宅。”说明虎在人们心中具有镇邪、守宅的作用。虎也是有灵性，可通仙的瑞兽，《梦游天姥吟留别》就写到：“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韦渠牟《杂歌谣辞·步虚词》也有“一朝骑白虎，直上紫微天”之句。因此尽管偶发虎患，唐人与老虎的关系大体和谐融洽，毕竟这样的“多功能”老虎，怎么能不受唐人喜爱呢？

“虎将龙军气宇雄，佩符持甲去匆匆。”（吕岩《七言》）唐诗中的“虎”，还经常与英勇将士相关联。《周礼·夏官·司马》有虎贲氏，负责军旅或守卫之事，汉代沿袭为军官名，后称骁勇善战者为“虎贲”“虎士”“虎将”“虎臣”等。李白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七）“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描绘了战士英姿勃发、威严肃穆的壮观场面；杜牧所生活的晚唐，王朝正遭受内忧外患，其诗《史将军二首》：“河湟非内地，安史有遗尘。何日武台坐，兵符授虎臣。”表示希望朝廷重用像史将军一样的虎臣，早日收复失地。军旅相关的器物也用“虎”命名，如将武将的营帐称为“虎帐”“虎幄”，军旗称为“虎旗”，军事调令的信符“虎符”“虎节”“虎竹”等，都是虎的符号化。“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虎符”象征权力，可调兵遣将、号令千军。但当虎与豺、狼、蛇等动物一同出现时，则意味着凶恶、贪婪的敌人。韦应物《经函谷关》：“圣朝及天宝，豺虎起东北”说的就是安史之乱中犯上作乱的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李白亦有“统兵捍吴越，豺虎不敢窥”的诗句，以“豺虎”指代敌军。人们对虎，既有崇拜，也有厌憎，传达出“虎”文化的多面形态。

壬寅虎年说虎事。唐诗中的虎，具有力量、祥瑞、权力等文化象征，透视出古人的多元审美和朴素思想。“虎”见证了唐诗的繁荣，唐诗也使得“虎”意象在民族历史进程中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中华虎文化，值得我们持续挖掘、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