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施闻

大叔是位农民，今年70多岁，常年住在乡下。他是我五爷的长子，我父亲的叔伯弟弟。大叔年少时没念过多少书就下地务农，因为爱学习有些文化，心地善良又肯付出，所以比较早地就入了党，被推举为屯子里的生产队长，为几十户村民操心。

我们那个屯子里住着的大都是山东、河北“闯关东”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我太爷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有6个儿子在我们屯子里落户，每家各有开枝散叶。如同小说《白鹿原》里“白鹿村”的住户有大户和小户之分，我们家族在屯子里绝对是大户人家。据老辈人说，我爷爷排行老三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如果我父亲不是年轻时为队里“搞副业”因伤致残，他也会顺理成章当队长。

大叔能当队长不是偶然的，除了族人的支持以外，其他的社员也服他。大叔心肠极软，看不得别人吃苦，全村人家的大事小情他都爱帮忙。我家是贫困户，加上又是本家，大叔自然关心得更多一些。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大叔经常在路过我家院墙的时候不声不响地将成捆的小葱、刚掰回来的玉米从墙外扔到院子里。我父母一般也不跟他讲什么客气的话，但母亲会不时教导我要记得每个帮助过我们的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没有了生产队，大叔当起了屯长，响遍全屯的大喇叭就装在他家的院子里。那时的大叔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实际“掌门人”。

1982年我被区里的中学录取。8月底的一天，家里人套马车送我到离家十几公里远的学校上学。一大早大叔就来到我家，一边抽着他的卷烟一边问具体是谁赶马车，都有谁去送，提醒我检查是否准备好了要带的东西。别看是念初中，可在大叔眼里仍然是顶大一件事。由于竞争激烈，能被录取很有面子，不管是作为屯长还是族长，大叔都很为我骄傲。由于父亲伤残，还有妹妹要上学，我对如何把书念下来还不太托底，大叔给了我坚强的支撑：“读下去，必须要读下去，大叔会帮你！”依大叔的观察，“家贫子读书”，我的勤奋学习是改变家庭命运的不二选择。

现在已经记不起入学那天太多的内容，就是觉得那一天，天很蓝，花很香，还有大叔临别时叮嘱我的特别催人奋进的一句话：“好好念，给全家争口气，也给全村争个光。”

中学实行住宿制，除了寒暑假和周末能回到家，其它时间都在学校。每次回到乡下，我常去大叔家“报到”，以至于多年以后，妹妹都说我很少待在自己家，主要是去大叔家。在大叔那里，他经常问我学校和社会上的事情。我是大叔看中的有文化有前途的青年，也是大叔重要的外部信息来源。我爱听大叔谈天说地，别看他读书不多，但关心天下大事，别看他只是个屯官，却看护着全屯大几十户人家。他家并不宽敞的两间土坯房是全村的信息中心。当然啦，我的心事和困难也需要靠大叔帮我解决。

每个人成长中或许都有家族偶像的作用，我的引路人应该是大叔。在他家，我从他的小烧酒、旱烟炮和独特的讲理叙事中接受了人情、乡情和最早的团结合作教育。大叔待人大方，讲究礼节，不占别人便宜，看着他的接人待物，我受到了家教，也学习到了家风。

高考升学那几个月，我忙，大叔跟着忙。先是在家里等分数。或许是从过度的紧张松弛下来后人的免疫力下降，我感冒了好几天，头很痛，嘴爆皮。大叔劝我不要着急。分数出来，报过志愿，又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这个时候大叔比我忙碌起来，通知书杳无音讯，他却忙不迭地帮我张罗上学的行李。有一天，大叔突然带着我到家族的几个长辈和日子过得好的人家走动起来，告诉各家我要上大学的消息。说实话，我内心里十分不情愿，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好像是乞讨似的。当然，因为成绩突出加上被顶尖的好大学录取，我得到市、区、乡、村比较多的奖励，上大学读书并没有发生经济上的困难。

多年以后，我问过大叔：“你不可以自己供我上大学吗，干吗要那么多人来凑份子？”那天大叔喝了点酒，他激动地说：“我当然可以想办法供你读大学，可是你是大家看着长大的，你父亲是公伤，集体和家族都该帮助你。再说你从小到大，大家都把你当成全屯的孩子，总不能等你上大学马上就有出息了，我一个人跑出来独自揽功吧？”那一刻，我对大叔更加肃然起敬。

大叔渐渐变老，很早就不当干部了。他的儿女都很孝顺，争着接大叔进城住楼房，但大叔就是不愿去，坚持要在屯子里，跟乡亲们住在一起。

离开家乡的年头越来越长，工作的地方离故乡越来越远，我与大叔的联系越来越少，但逢年过节我总记着给他寄点钱，虽然汇钱比微信转账慢很多麻烦很多，但我还是愿意舍近取远。我知道大叔不需要也花不了我多少钱，但我始终是他心里的一个牵挂。

去年秋天，妹妹转发给我一张大叔坐在乡间庭院里吃饭的照片。大叔住上了新盖的房子，穿着一般城里人才穿的睡衣，身体有些发胖，坐在桌前表情平静。家里人说大叔得脑血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半个身子不听使唤。看到一直乐于助人的大叔开始需要别人的帮助了，心里立即生起了很多酸楚。

我赶紧给他打电话，可那边的大叔只简单讲了几句病情，说是怕影响我工作而没有让家人告诉我他生病的消息。话锋一转，他马上又问起我的爱人、孩子以及工作情况。

僵卧孤村不自哀。我的大叔还是从前的那个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