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 木版油套 57×80cm 赵凯
□徐秋芳
数九寒天的风吹过来,年,向我们发起了信号。我们又到了回家过年的时候。
奶奶和二娘二伯一起生活,到了年根儿,爸妈会准备好各种食材,领着我前拎后拽着大包小裹去二娘家。
去二娘家坐客车只需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当车门“吱嘎”一声慢慢打开,一股冰凉清新的雪的味道冲进鼻腔。村口站着的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向我们快步走过来,那是二伯。二伯头戴一顶厚厚的毡帽,哈腰伸出有力的大手,拎起包裹,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来到院门口,二娘早已裹着一件红色的夹袄站在那里。“天天盼啊,寻思你们快来了。”二娘说。
年,已经把我们黏在了一起。
奶奶拄着拐杖挪着碎步来到窗前,扶住窗台,抬头望着窗外,那眼神,就像两湾江水,慢慢地晃晃悠悠地向我们靠近。每次进屋的第一句话:“脱鞋,快上炕暖和暖和。”
大火炕别提多熨帖,四平八稳地躺在炕上熥,可以打通周身血脉,感觉得到每一个汗毛孔正慢慢张开来。“终于可以烙烙腰了。”妈妈说。我和爸爸,还有奶奶拉扯大的一众孙男娣女,都是奶奶炕上熥大的孩子。
奶奶挪到柜子旁边,掏出一些吃的让我吃。我要是不吃,奶奶会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不吃干啥。”然后呵呵地乐,没牙的奶奶,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
过年那天,我撺掇得最欢,前屋后院地跑。二伯熬一锅浆糊,用筷子往对联上抿,吆我去贴。我爸一边给奶奶递水一边说:“二哥,你多抿点,抿匀点。”不多一时,大门垛和房门上都沾了红色的喜庆,猪圈门也有了“六畜兴旺”的字样,还有四轮车上的“出入平安”,屋里屋外贴满的福字。一股儿风,门垛的对联吹开一角,二伯赶紧拿着浆糊盆去粘。
二娘和我妈喜欢打扑克牌,每天都要打上一单,不玩到最后一把不下炕。要包饺子了,全家人围拢在一起,拌馅的,和面的,擀皮的,包饺子的,都由二娘分派:“都捏紧点啊。”于是,每回我都特别用力捏边,生怕饺子煮到一半二娘说:“看看,没捏住。”
我们每年除夕晚上九点多就开饭了,因为奶奶的年纪大,等不了太晚。我们全家人挤在一张圆桌上吃年夜饭,边吃边看电视里播映的春晚。饭后,奶奶回屋铺被睡觉了,爸爸跟到奶奶那屋躺在奶奶的身边陪着。我和妈妈在二娘这屋看电视。二娘抽烟,能吐出一串一串的烟圈,烟圈打着旋直溜溜地往上转。二娘和妈妈也上炕睡觉了,只有我还巴在电视机旁,等着看赵本山。其实,他们都没睡,赵本山一登场,用不着报信,妈妈和二娘“嗖”地坐了起来,爸爸趿拉着鞋推门而入,凑到电视机跟前聚精会神地看,时不时小声笑上一阵儿。总感觉本山大叔的小品太短,就像一连小鞭,噼里啪啦一溜烟没了。
看完小品,心满意足,我们一起在炕上守着除夕。二娘和妈妈总有聊不完的话。每回我最先睡着,后半夜二娘的咳声会跑到我的梦里,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我还以为是谁家淘气的孩子在放鞭炮。第二天一早,妈妈说:“二嫂,你咳嗽得厉害,烟能戒戒了吧!”二娘听劝,六十那年成功戒烟。落下肺心病常年吃药调养。
初一到初六,是二娘家最热闹的几天。奶奶一共八个子女,先后来到二娘家,谁来谁往,二娘都是穿着那件红夹袄,乐呵呵地迎送,喘得厉害时,拉过一个凳子,凑近我们坐下,和我们聊一会儿。炕上盘腿而坐的,腿搭着炕沿坐的,凳子上坐的,还有倚门站着的,满屋子人。侄儿侄女时而开东屋门,时而开西屋门。“别老开你太奶屋的门,热乎气都放没了。”二伯不时喊两声。而我已经不是跑跑跳跳的孩子了,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聊各自的生活。相聚,总有说不完的话,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打开就“哗、哗、哗”地往出流。夜里经常挤睡不下,各自去找宿。有的住上三两天要回去,奶奶总会说:“忙就走吧,有空再回来啊。”姑姑们眼角泛着泪光离开。“小家雀长大了,有自己的窝了。”奶奶说那话的时候,手掌慢慢擦过眼角,那两湾江水又泛起了涟漪,晃悠悠扑向我们。
鞭炮声戛然而止,雪地里的点点碎红,提醒我们这个年又过完了。
三年前,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也远嫁他乡,爸妈依然回到二娘二伯身边过年。
这两年,爸爸妈妈惦记我们一家,年末赶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年。
作家冰心在《荷叶·母亲》中说:“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这无遮拦天空下的隐蔽。”奶奶用她的羽翼庇护了她的小家雀们一个一个长大成家,二娘二伯为我们守护了那个家——我们的共同的家。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喜欢眺望远方,眼里好像慢慢泛起奶奶的江水之波,一寸一寸,向故乡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