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兴

1975年，24岁的母亲已经有两个孩子，我的大哥4岁、二哥2岁。两间泥土房，四口之家，年轻的父母对生活满怀热切的希望。那个时代的贫乏生活，家家相似。母亲要强，她想使生活有更好的样子，生产队分配到户的活计她一点不少做，挣足工分，再额外算计来钱的道儿。姥姥支援鸡雏鸭雏，母亲精心侍弄着，下蛋攒起来，不光孩子有的吃，富余的还能卖到供销社，换回一点零用钱。

县基建科在村子北头公路边上，利用漫岗的取土便利，建了制砖厂。因为能挣现钱，四近农人都争着进厂干活。砖厂择优录用，委托大队把关，只有品德优、身体好、干活实，大队才给出具介绍信，凭信才能在厂里谋到一份活计。

母亲请求进厂，老支书觉得父亲在卫生所上班，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牵扯着，不赞同母亲想法。母亲谎称已得父亲支持，孩子已安排妥帖，老支书便不忍再拂母亲的执意，批她成为砖厂的一名运坯工。

运坯的工具是一辆木板车。母亲劳作时，双手攥持车把，倾身紧拉，背带便在肩头勒出一道红印子。车载砖坯4板计48块，从制坯车间到晾晒场100多米，过坡一道，一天拉足50车，工钱1块7毛5，大队扣下公积金2毛，净到手1块5毛5。

为这一块五毛五，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来做饭。吃完早晨的，带出中午的，再喂鸡喂鸭，屋里屋外收拾利索，最后把两个孩子送到奶奶家。七点进厂干活，午休一小时，晚五点下工。倘若上级对生产指标加了码，厂子就连轴转。不过，工人自愿报名打夜班，晚六点上工，工作到午夜十一点，工钱1块，大队不再扣，都给个人。母亲凭着年轻体健，一遇夜班机会就把家整个甩给父亲，挣那纯纯的1块钱去了。

父亲始终不同意母亲的做法，觉得自己是村医，挣的工分比一般劳力多，哪里用得着她撇下家，撇下两个幼子不管去挣那份苦力钱。好脾性的父亲心生怨言，就用“无为”表达抗议。下了白班的母亲以为进家就能吃上一口热饭再去赶夜班，一看锅寒灶冷，只好急忙忙料理完满院嘶鸣待食的牲禽，自己干嚼两个凉馒头完事。

为自己的固执，母亲现在都后悔，想起就说：我呀那时太年轻，对孩子太不上心啦，把小哥俩往他奶奶那里一扔就不管了，可老太太也要照看自家一摊子事，哪能管得过来呀。一次小二（二哥洪亮）自个儿溜到当街上要回家，不料马倌正驱马进村，十多匹大马小马冲撞过来，孩子浑然不觉危险迫近，恰好郑大婶路过，看到这一幕吓得不行，飞奔过去把孩子扯到道边，躲过一劫。

有惊无险，真是大造化。母亲不敢把这桩事告诉父亲，既怕再出意外，又放不下那个稳拿的进项。思来想去，回了娘家，把孩子托付给我盛年的姥姥和待嫁的二姨。这回母亲干得更来劲了。

干足了月，工资发下来，母亲到供销社给奶奶扯了一块蓝布料做小褂。又买了小布鞋，给俩孩子送去。进了屋，母亲乐呵呵地伸手抱孩子，试穿新鞋，不料大孩怯怯怔怔不知叫妈，小二更是如撞生人，哭嚷着躲扑到二姨怀里。见此情景，母亲好不伤感，忍不住大放悲声。口硬心软的姥爷在一旁斥责：日子过不下去了咋的，怎么就非得挣那个钱？知女莫过母，姥姥看透母亲心思，就劝慰她接着干下去，孩子搁这儿保管一百个放心。母亲就继续透支体力，拼着年轻的身命。

又一个夜班，这回父亲自告奋勇去替换母亲。次日，当了一晚运坯工的父亲下班后径直去了姥家，自行车的前梁坐一个，后座载一个，把俩孩子领了回来。

还用父亲怎么劝说呢，孩子就拴住了母亲的腿脚。刚毅的母亲便不再执持己见，从砖厂退了出来。母亲的小本上记着明账呢：工时52天，去掉花销，攒下63块钱。母亲用这钱买回一头半大的克朗猪（小公猪阉后），喂养一年长到300多斤卖了150块钱。照母亲心思，父亲托人要到一张票证，在县百货站买回一台上海产的燕牌缝纫机，从此，家中就有了第二宗大件儿。

这台缝纫机在母亲的手拨脚踏下，缝新衫，补旧裤，砸鞋帮，制家纺，“哒哒哒、哒哒哒”日夜不分地响动着。在我们兄妹五人听来，这声响是年轻的母亲和后来不再年轻的母亲，在我们七口之家一直倾心弹奏的世间最美的乐音。

2009年父母从农村迁往绥化城里，未舍这台缝纫机，装车带了来。摆在屋内，缄默无声。何用之有呢？

当是“纪念”——对苦尽甘来的生活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