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超

1810年，斯蒂芬森开始制造蒸汽机车。1814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名唤“旅行者号”的蒸汽机车。机车行进时燃烧之火从烟囱冒出来，“火车”自兹而来。在我国，火车这个称谓长期是文明的象征，嵌入在更加悠久的农业文明的整体氛围中，化为独特诗意之一种。

火车，本是工业化的产物，但在徐亚娟笔下缱绻为诗，化作后工业时代的一种乡愁。带有缓慢气质的绿皮车，行进在前现代的城乡之间，与记忆的天然属性高度类似。幼时的远处观望、少年时求学的乘车故事，经记忆坩埚的重新熔炼，忽然有了闪光的欲望，这些倾诉驱使文字诉说，写作者似乎就可以走笔成章了。及至作家本人成为铁路职工，关于铁路的轶事多了深情凝望的亲切感，穿越时代的小叙事漫漶不绝，遂成一部散文集《时光里的慢火车》。

闲身跳出红尘外，徐亚娟打磨的散文，激荡着远行人的浪漫情怀，多少覆盖着守成守旧主义的倾向。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足以快慰平生，率性而为的文字带着小意绪、小情调甚至有点小可爱，像一帧帧生活的速写。徐亚娟与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浓郁的“城愁”——在都市中晕头转向，在喧嚣里无所适从。好在她并不去效仿抒情诗人的做派，径直行走天地之间，而是选择自己最熟稔的“火车”作为“取景器”，观世界之“侨易”，而取内心安稳之“象”。

散文家提笔之前，他肯定有明确的表达方向。“为天地立心”过于宏大，如徐亚娟“为自己立心”的散文之路则更接近写作的本源。《时光里的慢火车》从个人成长出发，当然也是作者的心灵史。很多作家在描述自身从事的行业时，或批判其弊端，或者单纯讴歌行业属性，入骨入肉的描写较为少见。至少在徐亚娟笔下，铁路不是单纯之物，她赋予其更多的人文价值——让冰凉冷硬的“铁路”与声噪四方的“火车”附着了温情，成为人间喜怒哀愁的置放处。作为高度人格化的物象，铁路、火车贴近了写作者与读者。因为这样的随性，徐亚娟的散文亲如家常，也有感心动耳的感染力。

还得郑重提及散文集名称的“慢”字，全书之魂赖于此也。散文《行走在兴安岭上的慢火车》走笔从容：“小镇上的炊烟在火车行进间袅袅升起，晨昏日暮，这列火车是乡邻们生命的托付与佑护。四季风光旖旎变换，不论山花烂漫还是秋色浸染，不论是老树发芽还是大雪封山，这列火车古朴的绿色车体都会在山林间蜿蜒穿行，钢铁之躯与草木鸟兽友伴同行互不惊扰。几十年如一日，这列火车带着原始没有雕琢的诚意如期而至，数十年不变的票价，数十年不变的行程。”

慢能引导人收声敛气、沉思静观。缓慢，最接近神思回转，迫人陷入回忆之境。我以为，徐亚娟的这些篇章似在作反向努力——回归童年，返抵故乡。如老子云：“反者，道之动”，他强调“复归于朴”的珍贵——人首先要找回质朴的内心；其次要回归朴素的语言，避免语言暴力、伪饰过度。一言以蔽之，徐亚娟竭力在回归朴素，这是人生最大的凯旋。

作者虽未言明，我们很容易判断徐亚娟的精神旨向。世界越来越向物质偏斜，鲁迅早年批判的“文化偏至（即朝向物质、技术、机器等方面）”在现世大行其道。徐亚娟的散文书写像青草一样生长，奋力洄游，对文化传统予以精心守护。浪漫不是作家的自认，而是读者阅读时贪图省事顺手给的主观评价。《火车承载的时光》一文有一段夫子自道的剖白——“火车是我相敬如宾的老朋友，我们彼此善待，聚散随缘。火车是我休戚与共的兄弟，我们彼此守望，不离不弃。我生活的城市，那里是我旅途的起点，火车一直等在那里，等我出发，等我遇见，等我平安到达。”隐而不彰的散文气韵间，徐亚娟保持难得的书香襟怀、山川心胸，她还葆有真正的热忱、纯粹的追求。

久思远想固然可敬，若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乱了心智，则不如徐亚娟一样专心当下、专注手头的事情，对当下生活予以细致深情的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