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诗桐

曾几何时，是否忠于原著成为小说改编影视剧的评判标准。殊不知，文字与影像，虽在叙事性上有共通之处，但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媒介。青年导演魏书钧通过影片《河边的错误》，既完成了对原著荒诞气质的延续，同时也通过电影手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从而达到了忠于原著，又具有小说之外影像叙事独立性的效果。

在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里，余华颠覆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叙事逻辑，早早地就让凶手浮出了水面，将本该环环相扣、真相大白的过程进行了解构。借由破案的过程，作者试图探讨的是理性秩序中的种种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偶然才是一种必然，这也是余华早期作品的一贯主题。影片《河边的错误》则通过质感的胶片摄影、诡秘的雨中情境、反差感极强的交响乐等视听语言，承接了小说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并通过马哲在办案中逐渐疯癫的过程，呈现出存在主义和荒诞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

如果电影版《河边的错误》只是力图将文字进行影像化，那么它只能算是一部合格的作品，其可被称之为优秀影片的特质则源自对小说的改编部分。影片和原著最大的不同无疑是在结尾。小说里，马哲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已经明确了谁是凶手，为了防止更多人死于疯子的非理性和无理由，他选择开枪将其击毙。而命运的荒诞之处就在于，负罪的疯子可以免于刑罚，斩草除根，避免祸乱再起的马哲却要面临被制裁的局面。为了保全马哲，领导和妻子只好让他以装疯逃避杀人的罪责。电影则完全删去了这一情节，结尾处，马哲因案件的成功侦破，并将疯子妥善安置在精神病院荣获了三等功，一年以后，儿子出生，夫妻俩其乐融融地为儿子洗澡的画面十分温馨。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实则疑点重重。与原著不同的是，影片中的马哲本身就可能患有臆想、偏执等心理疾病。线索之一，便是他幻想在云南曾立下过三等功，但无论是妻子还是朋友，都对此做出了否定。线索之二，是他笃定地认为自己用四发子弹结束了疯子的生命，然而事实却是，他的64式手枪中的7发子弹一颗未少。因此，影片结尾处的情节，究竟是马哲幻想出来的，还是他听从领导的规劝，及时调整了情绪之后回归了正轨，是影片留给观众自行脑补的部分。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还体现在人物角色的增加和丰富上。影片中，围绕凶杀案所关联的人物，各具特色，各怀鬼胎。独孤老人幺四婆婆的受虐倾向，延续了小说的设定。王宏与钱玲的婚外恋，许亮的异装癖，都是电影新增的情节元素。这些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行为和心理，在马哲对真相的执着追求中，被依次揭开。如果说，幺四婆婆与王宏死于疯子之手纯属偶然，那么许亮的自杀则与马哲的执拗脱不了干系。王宏死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马哲认为案件并没有完全被侦破，于是他以王宏曾目睹案发现场出现的“大波浪”为线索，间接地将许亮不为人知的喜好公之于众，从而导致许亮两度自杀，并最终选择死在了马哲的面前。

观影过后，影院的观众迟迟不肯离场，如我一样满脑的问号恰好证明了影片的成功。马哲是否真的疯了，疯子到底是被马哲杀死了还是被安置在了精神病院，马哲的儿子智力是否受到基因突变的影响而受损成为了下一代的“疯子”，马哲的三等功到底是臆想还是真实存在等等都是未解之谜。如果说，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那么影片《河边的错误》则是对悬疑类电影叙事逻辑的超越，其所营造的悬疑感，从观影过程一直延续到了观影后，拓展了解读空间，延宕了审美感受。

此外，影片的故事背景被设定在了1995年。彼时，正是电视和家庭影院开始兴盛的年代，县城以及乡镇电影院遇冷萧条，电影中对这一时代变化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呈现，如刑警大队将办公场所搬进了电影院，马哲梦境里被烧毁的胶片等等。然而，人们所追寻的答案有时全都隐于意识的流动和表达的主观性中，这种命运的无常与错位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往往相得益彰，因此我们的世界不能缺少电影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影片《河边的错误》似乎也隐含着青年导演对电影叙事手法进行重塑和创新的策略，以及对维护电影艺术地位的愿望。从这一点上来看，又与小说《河边的错误》对文学艺术的探索有了一脉相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