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茜
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模式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党建引领。将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社会治理优势,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期待。
以党建为引领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力
完善党建工作制度,将党建工作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考核中。由党委负主要责任,日常严格抓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建立各类联席会议、代表面对面会议、街乡议事厅等议事平台。群众可通过议事平台反映问题,负责人则通过议事平台及时与群众沟通并进行解决。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制定社区规则或乡规民约,群众参与到事务管理中,既是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又是遵守者。严格落实监督制度,公开事情办理进度和结果,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将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打通基层信访“堵点”。扩宽人民群众上报、检举等渠道,安排专业人员解决群众通过信箱、信访、热线、留言等方式反映的合理合法诉求,化解好群众思想上的疙瘩、情绪上的对立,监督党政行为。
针对失业、疾病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党员结对帮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摸底排查困难群众,由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将党员与帮扶对象结对,采取资金捐助、物资捐赠、技术指导、就业帮扶等形式开展帮扶行动。同时,定期走访帮扶对象,了解其最新需求和困难,针对性调整帮扶措施。
以党建为引领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下沉
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结合以往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及处理问题的经验,向基层放权赋能,使其能够快速、有效解决案件。基层对具体治理过程、治理过程中工作人员的表现,以及所遇到的难题等能做到“心中有数”。赋予基层以统筹调度权、督办权、考核评价权等,使基层在开展治理工作时更加有理有据,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让基层“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激发更多治理活力与动力,从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同时,利用招才引智、人才补贴等各项政策吸引人才下基层,或调配其他部门相关人员下基层,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化和常态化。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推动解决“小马拉大车”等基层治理问题。“资源下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得以“就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得到及时满足,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更满意”。
以党建为引领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治理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需要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多方力量,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形成多元治理的局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社会协同作为重要力量、群众参与作为逻辑前提,共同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创建“党建1+N”基层工作新模式,推进党建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深度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只有“抓小”才能“抓好”,以基层干部的亲身实践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推动“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应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政府在由职能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要与基层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操心事、烦心事,切实把为民、便民、利民服务理念落到实处。充分利用好社会组织的资源和力量,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根据本街乡社区人民群众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志愿服务型、纠纷调解型、群众互助型等社会组织。人民群众既是发现问题的“第一人”,也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人”。
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应坚持走群众路线,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可以在街乡社区实行发布问题点单制,有问题的在平台上发布问题,而当下有时间能解决的群众自愿接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以党建为引领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相关人员在党建的引领下,探索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现在的时代是智能化的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运用好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探索智能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将全国信息进行互联互通,减少异地跑腿和办理,使群众在当地就能办理各项业务,如全国医保联通、异地身份证办理等,为群众生活提供便利。开通网上办理渠道,群众无需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现场排队办理,提升业务办理效率。利用网络直播或回放的方式,使党的政策、理论等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数字化网格员制度,网格员定期走访,及时将问题化解在基层。借助智能化终端及时上报问题解决的具体过程,做到“处处留痕”。建立互联网党群服务站,利用党建云平台、微信群、微博等积极拓展基层社会治理渠道,发展以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本文系2023年度宁波市党校(社院)系统规划课题“社会组织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宁波市为例”(2023NDKT03);第六轮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立项课题“党建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宁波市域实践研究”(JD6-128)。
(作者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