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江

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东北去北京。

从北京站出来，人群熙熙攘攘。或许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记忆会有偏差。我去月坛附近找到了哥哥（诗人桑克）的好友、诗人西渡，他彼时在中国计划出版社工作，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他当时住在宿舍里，一间大概十平方米的屋子，好在有几个空铺。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他从食堂打来的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西渡的北大校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诗人清平和作家杜丽来访。我这个东北来的小子与他们相处非常融洽。我们在楼顶天台吸烟、聊天，其间，他们还谈起了排演话剧《哈姆雷特》，还给每个人安排了角色。现在想起来——年轻真好。

与戈麦的联系也是从此时开始的。我没见过戈麦，但哥哥常跟我提起。戈麦是我们北大荒的骄傲，诗人，著名不著名我不知道，起码当时知道的人不多。

我从北京回东北的时候，西渡把一个捆扎得很仔细的包裹交给了我，让我带回东北。我不记得他当时跟我说没说过这个包裹重不重要。我带着这个包裹登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很随意地放在了行李架上。事后，哥哥告诉我这是戈麦自沉北京西郊万泉河前留下的所有手稿。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手稿没有任何闪失。哥哥告诉我，戈麦把手稿扔在一处公厕，是西渡和朋友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这让我对阿渡（当时都把西渡叫阿渡）肃然起敬，这是发自内心的。阿渡就是根据这些手稿，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戈麦第一部诗集《彗星》。哥哥给了我一册，我认真读过，被戈麦关于生命、死亡的诗句深深震撼。

我从北京带回来的戈麦手稿后来交到戈麦的大哥手上，我也算是对早逝的戈麦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

时间过得很快，不敢想这些事是二三十年前发生的。由西渡编的《戈麦全集》今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全集里想必就有我从北京带回东北的戈麦手稿内容。我心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