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韩文友

我坐在窗前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说着话。突然,母亲走过来,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你怎么用你爸的声音在说话。

十五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用他的离去,在慢慢告诉我,人要学会忘记悲伤,好好生活下去。如果父亲在我身上存有私心,便是只要我活着,他也就活着——他什么都没有留给我,除了不愿意穿新鞋、离不开粥和面条,不太接受新鲜玩意这些顽固的毛病,只剩下这腔如影随形的声音。

在儿子眼中,没有一个父亲会像时钟那样一刻一刻衰老。在儿子无所不能的年纪里,父亲将在一夜之间忽然老去。在他离开的最初几年,我极力想回到父亲与我共同消磨的那些时间里。事实却正好相反,我越是寻找,它们消失得越快,以致后来,我必须抬头望一眼墙上的照片,离开一会儿,然后回来,再离开,如此良久,我才能拼凑出父亲的表情、声调、手势,以及皱纹里的每一粒尘埃。我们就这样,由陌生人成为父子,经历一场人间后,又从父子重新变得陌生。

每一种生活都是正确的选择,父亲选择一种最艰难的方式。母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愿意讲事儿,说他小时候的秋天在山东看果树,说那片果园很大,足够他看守一辈子;说他来到东北才发现,一片土地可以从脚底下顺着黑龙江一直到天边儿,江水拐弯了,黑土还没看到头;说他每年秋天打完粮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山东老家,但是又怕回家找不到这么大片的地来种。他反复讲起这些,喝多了就讲,年年讲,添了个孩子便从头再讲一遍,仿佛生怕自己忘掉。等到我出现,他的年龄渐老,大概连他自己对此也失去了兴趣,没有按惯例复述给我。

我对他的那些故事知之甚少。包括父亲年轻时候的事,他当了40年村长的事。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来源于几位心不在焉的哥姐,他们零零碎碎地和我说起父亲,每个人说得都不尽相同。我在兄弟姐妹记忆中搜集父亲的过往,结果发现,我们的父亲仿佛不是同一个。

七个兄弟姐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时候,父亲唯独没有打过我。母亲甚至说,夏天一个傍晚他从地里回来,看见我在炕上哭得要背过气去,还慷慨仁厚地抱了我一次。在哥姐们看来,父亲不打我也就算了,居然还把早晨剩下的鸡蛋水碗底儿让给我喝,这就很过分了。我由此变得落落寡合。吃饭的重要规则是谁也不能说话,我却能洞察到他们还是有交流的。二哥会隔着我把馒头芯儿给四姐,四姐会头不抬、眼不睁大口大口吃掉。这种默契昭示着,我与他们绝非一个阵营,我早早体会到独得宠溺的严重后果。

站在他选定的那片山包,可以望见父亲耕种了一生的土地,再远处,就是浩浩流过的大江。那天,兄弟姐妹们一个跟着一个,默无声息地爬去山上。每个人背负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仿佛一群失去家园落荒而逃的孩子。按照习俗,我们要在父亲坟前,将他生前穿过的衣物统统烧掉。这样,他在那头尽数收悉,捡起自己喜欢的、习惯的、穿着舒服的套上,等到后来的人在路上遇到他,便很容易认出他来。那些还裹着他身上气味的衣服被扔进火堆,他冬天上山拉柴时穿的黑面棉袄着得最快,在大火中样子如此像他,仿佛他还活着。那件棉袄与世界上其他的棉袄并无异处,但只要父亲穿上,仿佛从他身体长出来一般,是老远认出他的标识。

有一双破旧不堪的皮鞋,如果不是有人把它扔在我面前,我几乎已经遗忘那是我曾穿过的第一双皮鞋。它是父亲买来准备秋后去乡里开表彰会时穿的,他大概厌恶新鞋子又硬又板,扭头见我的脚掌俨然长到可以撑起这双鞋,便让我穿上一秋。这双鞋给过一个少年虚伪的尊严。如今它在烈火中挣扎,扭曲变形,渐渐变得毫无原来的模样,只发出一声沉闷的爆响,仿佛走完一生路途之后,最后的一声疲惫叹息。看着一双鞋从崭新到破旧,直至彻底消失;看着片片雪花落在手心,冰冷一点点渗进掌纹,我觉得我的一部分生命已随之而去。

人是躲不过过去的,幸好我记住了那一个夏天的早晨。我站在杂草丛生的地头,看不到另一头。只有我和父亲,要想一根一根把贴地垄台上的水稗、曼陀罗、车前草,以及高出豆秧的蒿草都薅净,干到来年也干不完。我亍在地头徒自绝望,我发誓这一辈子都不想到地那头去。故事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转折,父亲从地里走出来,示意我跟他走。我们来到地对面的河边,我正担心着他是不是要把我引到背人的地方暴揍一顿——我的第一次高考刚刚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不是,他从河边的一棵树下掏出一把鱼竿,扔给我,自己却坐在河边抽起烟来。早晨的阳光打在水面上,星芒四射,像无数条鱼在欢欣跳跃。这是他留给我最美好的一天。

也许,报答先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带着他留给你的那部分时间,好好地活下去。一个人在世上竭尽全力走了一遭,然后,来不及回首自己烟波浩渺的一生,便连同他的衣物一起,灰飞烟灭音讯全无。一个父亲,或者一代父辈,大概都是一部悬疑之书,任谁也无法将其所历一生榫卯相接、严丝合缝地复原起来。况且,这件事本身也毫无意义。只是到了47岁这一年,无论做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我的脑袋里总是莫名其妙地将之与父亲,与父亲的那个时代相连,仿佛我正在与他一样在一片土地上站着发呆,或者闷头耕种。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疼痛不已,谁也不知道他疼在哪里,仿佛一种只有他能听得到的无时不在的咒语在他身体里翻腾。我坐在他旁边,感到无辜又无奈。疼痛令他忽略了留存于世他无比珍视的东西,他对人间已厌恶至极。即便三岁的孙子嬉戏于他羸弱的身躯之侧,极尽讨好之能事,他疲惫的脸庞仍毫无眷恋之色,他去意已决。他用乞丐一样的眼神瞅着二姐,央求再给他注射一支杜冷丁,他知道那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粮食。二姐听话地走到他身旁,小心翼翼用牙签在他皮囊袋般的胳膊上扎一下,他在短暂的梦境中享受他骄傲的过往。十五年后,我在父亲的时间外,断断续续地拾起与他有关的碎片,像在寻找那把破解一道方程式的钥匙,一步一步想接近他,想证明父亲的命运与我的关系,探寻一对父子与一片土地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气若游丝却永不中断的逻辑。

未曾想到,我拼凑起的全是父亲的疼痛。我一字一字把他的胃剥开,在他疼痛的所在之处,种上小麦,栽上瓜苗。只要他曾跪下来亲吻过的这片土地还长着粮食,他就永远疼着,疼给我看,疼给他留给我这片漫长的时间看。

我把他挂起来,他还在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