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逸

那笑声在炎热的夏夜里传出去好远。

在路边摊吃烧烤的几个人，突然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笑得歇斯底里，笑出了眼泪，身子跟着一颤一颤的，不知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段子。

段子，又叫笑话，古时作为佐谈之资，一直都在坊间秘密流传。说秘密，是因为某些笑话具有高度敏感性，暴露出太多封建社会本质的症结问题，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在笑话背后，古人说的也许并不是欲望，而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不可言说的东西。所以，笑话的作者无姓无名，无处寻觅。

然而，古代笑话的差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所处的朝代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讲笑话的人不同，笑话的版本和内容不同，其中的意味亦不同，所谓“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不似今天，一个脱口秀节目，将听定了性——笑点是冷的，那就再冷一些，反复咀嚼一下，还是决定不笑了罢。

笑话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最初来自口头创作，后来被文人们搬到书面上，这中间历经过多少个无名作者的再创作，多少次反复修订，删减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后人自是不得而知。南朝萧梁时代的刘勰先生曾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这样论述笑话的要义：“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两层意思，一个是说笑话的语言浅显，非常适合大众；另一个则是指它的隐喻功能，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

从口语变成文字，书面上的笑话无疑减弱了酒肆茶坊间那种戏谑的现时气氛，连语气以及方言所独有的发音都发生了变化，然而，它的文学性却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些还携带着某种玄学的气息。比如，这一则：有屠牛者，过宰猪者之家，其子欲讳“宰猪”二字，回云：“家尊出亥去了。”屠牛者归，对子述之，称赞不已。子亦领悟，次日屠猪至，其子亦回云：“家父往外出丑去了。”问：“几时归？”答曰：“出尽丑自然回来了。”

短短几十字，时辰，属相，职业，忌讳，交际，心理，粗鄙，高雅，语言的机动性，都被书写在里边了。现实的开关忽然被按下，来来往往，说的都是世象。

清代游戏主人汇编的《笑林广记》，流传最广，版本也最多，你或多或少听到过一些。诸多耳熟能详的相声小段，如马三立先生的《马虎人》、马季先生的《传谣》，都能从中找到原始雏形。传统相声《扒马褂》的精彩段落出自卷十一《讽刺部》的《圆谎》，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复述一次：

有人惯会说谎，其仆每代为圆之，一日，对人说：“我家一井，昨被大风吹往隔壁人家去了。”众以为从古所无，仆圆之曰：“确有其事。我家的井，贴近邻家篱笆，昨晚风大，把篱笆吹过井这边来，却像井吹在邻家去了。”一日，又对人说：“有人射下二雁，头上顶碗粉汤。”众又惊诧之，仆圆曰：“此事亦有。我主人在天井内吃粉汤，忽有一雁堕下，雁头正跌在碗内，岂不是雁头顶着粉汤。”一日，又对人说：“寒家有顶漫天帐，把天地遮得严严的，一些空隙也没有。”仆乃攒眉曰：“主人脱煞扯这漫天谎，叫我如何遮掩得来。”

我们对任何一段岁月的了解都远不如一个笑话总结的精辟，每一个残酷或粗俗的笑话，都是一个灿烂的比喻，能够体味出个中意蕴的灵魂并不会觉得新鲜与惊奇，只能慨叹现象生命中被经验的深度。

1956年，王利器先生曾辑录过一本《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新1版），选辑的年代从三国时期一直到晚清，共收入笑话集七十余种，凡虚伪、迂腐、愚昧、贪吝、欺骗、懒惰，人性中种种令人不齿的东西，皆在讥讽之中。一部笑话集，展现的却是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人生脸谱。时代变更如昼夜交替，天空还是那片天空，大地还是那个大地，人却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么工于心计，那么模棱两可，那么看不懂、看不透。我们之外的任何人，永远只能各自好，各自坏。

笑话是精神上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哪个段子尊贵，哪个段子卑贱？就像回到肉身，抛去外在的一些东西，谁比谁高贵多少，诚如李敬泽先生所言：“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孙子了”。笑话的普遍性就在于取消了所有的高度，所有的价值等级。笑，就尽情地笑。

如果有时光机器，可以在历史中任意穿梭，你见到李白、杜甫，见到关羽、张飞，他们可能会给你讲一些你从没有听过，也没有任何记载的笑话，然后和你一起捧腹大笑。许多年过去了，那些隐藏在时间深处的笑声，并不随时光的流逝而流逝，笑话讲了一次又一次，新世界旧世界，古人今人，所有的影子都将重叠在一起。

但是，如果从笑话里伸过一根针，不小心刺中了你，让你颤栗，让你疼痛，我想说那不是笑话的错，都是古人惹的祸。抄个段子，权作结尾：一人习学言语，听人说“岂有此理”，心甚爱之，时时温习。偶因过河忙乱，忽然忘记，绕船寻觅。船家问他失落何物，曰：“是句话。”船家说道：“话也有失落的，岂有此理！”其人说：“你拾著，何不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