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楠 李民峰

“你俩看，如果都答应了，以后就别再为这事儿吵吵了，都是一个屯子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李贵发在村委会的一间会议室，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小的终端设备，声音洪亮。

“按规定，你确实应该给人家赔偿。倒不如听老屯长的，来年把你家一根垄给老刘家种。”坐在李贵发身边的法官李庆昊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既然老屯长说了，我咋地都行，就看姐啥意思。”“行，吃亏占便宜的也差不了多少……”屏幕里边传出一男一女各自的声音。

8月14日14时45分，经过第三轮“说和”，李贵发又解决了一桩纠纷。作为大庆市大同区高台子镇七撮房村的一名屯长，这样的“说和”，李贵发已经完成了50多次。

七撮房村是大庆市大同区高台子镇下辖的行政村，大同区人民法院设立的“老屯长说和点”调解室就设在这里的村委会。两年多以来，全村8位老屯长在这里总共进行了300多次的“说和”，让这个村走上法庭的诉讼案从每年的二十几件减少到了一年三五件。

在传统的农业区，民间矛盾绝大多数集中在土地承包、宅基地、邻里纠纷。虽然事实简单，但常常积怨日久，导致矛盾尖锐，有时甚至会演变成刑事案件。

为了能够实现抓前端、治未病，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2023年初，大同区人民法院与高台子镇人民政府依托人民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建立诉前矛盾纠纷快速解决机制，构建以法官为主导、以网格员为主力、以人民调解员为助力的诉前特色涉农调解组织——“老屯长说和点”，以七撮房村作为试点村，该村屯长均为成员，由村委会组织协调，大同区人民法院高平法庭具体负责法律专业指导。发生矛盾纠纷由屯长（网格员）先行调解，调解过程中遇到法律问题与高平法庭对接，共同研究化解措施。调解不成，引导进入法定程序解决问题。努力实现“先期发现、先调后诉、先调后访、少诉少访”的工作目标，就近就快化解群众纠纷。

2023年5月16日，第一个“说和点”在向阳村新立屯屯长刘杰的家里成立。第一桩“说和”就是农村最常见的土地纠纷。“说和了三次，矛盾就解决了。”刘杰事后回忆说。

从此，“老屯长说和点”在全区推广开来。据统计，仅在当年，大同区的诉讼数量就下降了15%，执行数量下降20%。

到目前为止，大同区已经有37个“老屯长说和点”。37位人缘好、威望高的老屯长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说和解决纠纷超过800件，小到砌墙挖沟，大到总标的近百万元的卖粮款，其中90%以上都得到了完满解决。

“农村很多案件标的很小，有时就是一根垄半根垄的事。如果按法律程序办理往往要消耗大量时间、金钱等成本，近邻间还可能在判决执行后更加激化矛盾。”作为“老屯长说和点”的发起者，大同区人民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佘庆辉总结设立“老屯长说和点”的好处是：节约司法资源，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节省群众诉讼成本，更好地修复了社会关系，增加了社会的和谐因素。

“说和”不是和稀泥，起初大多数的说和都有法官在场指导。为了让老屯长们更好地分清是非责任，从而达到公平正义，大同区人民法院每年都要组织老屯长们进行培训，同时成立了22个微信群，每个群里有一名法官随时解答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如今，大多数的“说和”已经不需要法官出面。“我平时经常上网自学有关的知识。”57岁的李贵发如今已经成了调解土地承包问题的行家里手。

为了让“老屯长说和点”更加规范、有效率，大同区人民法院还联合公安、司法、劳动监察、综治中心等多个部门联合办案，协同治理，实现多元解纷。与此同时，更是积极将老屯长们纳入人民调解员队伍，使其在各方面更有保障。

“通过这两年的实践，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通过在前端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真正实现了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总结两年多以来的成绩，佘庆辉感悟深刻。

从“和美大同”到“五个法治品牌”，从“法助农兴”到“老屯长说和点”，大同区人民法院把大量矛盾纠纷解决在了基层。

在七撮房村村委会“老屯长说和点”调解室的桌子上，2024年的“老屯长说和登记簿”厚厚一摞，足足有40本。里面以不同的字迹记录着：“今年6月18日，陈某某与姜某某因一根垄归属问题发生争吵……经调解，双方同意今年由陈某某耕种，明年由姜某某耕种；去年初，刘某某向李某某借6000元，李某某多次索要未还……经调解，刘某某同意每月还款2000元至还清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