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

（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置身于时代中的文学也应回应时代，甚至超越时代，以当下为起点串联起过去的历史、当下的时空与未来的可能性，追求创新、追求永恒。革命历史题材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见证历史、传承记忆、启迪教育、精神引领、铸就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根基的功能与任务。近年来，除《悬崖》《长津湖》《觉醒年代》《反人类暴行》等影视作品鲜有佳作，在文学上也似乎陷入了内容同质化、人物扁平化、情节套路化的泥淖，忽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追求，一味地说教却忽略广大人民群众对有叙事巧思、有心理刻画、有深层思辨的期待。这也是全勇先中篇小说《秘密》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挑战”。

事实上，抗联英雄赵一曼从被捕、就医、接受审讯、养病、出逃、再次被捕直到英勇就义的故事构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核心情节。既有山本和雄（时任伪满哈尔滨市南岗警察署司法股警士）翔实的手记，又有多部文艺作品不断重塑、丰满赵一曼的英雄形象，《秘密》则更像是层层嵌套的神秘魔盒，通过“我”的回忆、“我”与“我父亲”的对话、“我父亲”与“谷科长”调查办案、“纪德荣”的回忆不仅丰富叙事视角也拉开历史纵深，从而使小说中“赵一曼”“纪德荣”“我父亲”三人保守的“秘密”随着叙事的不断延伸，更能激发读者的情感震荡。

长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或描写正面战场的激昂斗争，或描写根据地的挥斥方遒，或描写大城市的谍战悬疑，或描写发生在乡村的烧杀抢掠和具有民间智慧的反抗斗争，无论哪种创作手法都在诠释着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主义”。往往我们被“英雄”光环所遮蔽，只记得“英雄”成为英雄时的光芒，以及“英雄”对后人产生的强大精神冲击力，却忽略英雄的光芒伴随着“伤口”与“悲剧”。从《雪狼》《恨事》《白太阳红太阳》《悬崖》一路走来，全勇先擅长用“伤口”和“悲剧”诠释隐忍的“英雄主义”。有学者称，“如果说全勇先英雄本文中的伤口主要来自民族大义背景下主动选择的自我离弃，那么关注普通人的本文则更注重刻画被离弃所带来的伤口与隐痛。”在《秘密》中，全勇先用“恪守秘密的选择”在“赵一曼”“纪德荣”“我父亲”“我”以及所有读者的肉体、精神与心灵划出一道道伤口。对“赵一曼”而言，面对日本人的审讯她恪守着身份秘密，遭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对“纪德荣”而言，目睹“赵一曼”的种种遭遇，民族意识觉醒，主动选择脱离警察署外事股长身份，告别祖国、游离家庭之外，这份心灵创伤召唤着他的还乡之路，又让他驻足家门之前，隐忍着身份秘密，久久观望，却不敢打扰，保护着家庭来之不易的平静。对“我父亲”而言，他用一句“忘了，丢了，记不住了”将“纪德荣”的卷宗秘密地“保留”。文本之外，可以想象“卷宗丢失”会对“我父亲”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但也恰巧是父亲的“秘密”，在几次运动中保护“纪德荣”不再被打扰，守护着“纪德荣”的尊严。《秘密》将“恪守秘密的选择”及“恪守秘密的代价”以一种平静的、缓慢的却又强大的、激情的、直击灵魂深处的方式冲击着读者的身、心、灵，思索着每个人物所背负的沉重秘密。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年代与当下的三个时空中产生共鸣，回应着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描绘着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叙述着“死而复生”之人的漂泊、孤独与隐忍，营造着战争与和平、宏大历史与个人选择、人性与家国情怀之间的叙事张力与情感张力，文学作品隐含的“悲剧”得以艺术化表达，使读者在阅读时直观地体会小说家精密的叙事技巧，领略小说中的悲剧美学，同时精神也得以洗涤与净化。

一个走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民族，不应也不能忘记历史、忘记伤口、忘记来时路。新时代革命历史故事更应走出符号化、同质化的桎梏，还原人物与事件的真实，将人性的内核与生命的光辉贯穿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维度，找准英雄人物精神与当下时代精神的契合点，以题材创新、内容创新、叙事创新等方式回应并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与审美需求，《秘密》或为新时代革命题材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范式。

久居东北，雪花翩翩落下，仿佛一切历史、记忆、伤痕已然被淹没。然而顺着积雪向地面挖去，沉默的秘密必将穿越时空，大地的回响定是振聋发聩。有一种选择是恪守秘密，有一种英雄主义叫忍受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