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冷”

不冻河日落。张蕊摄

大兴安岭的雪。张蕊摄

□王宏兴

关于冬天的记忆,总被一个“冷”字牵系着。那些年,乡村的大地平坦空旷,房舍低矮稀疏,风雪无遮无挡,寒意便放肆地侵蚀一切。乡亲们在天寒地冻里未曾退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凭借蓬勃不息的热情和力量,演绎着一首首韵味无尽的生活乐曲。

村子中央有一口老井,是全村的水源。人们挑水时稍不留神便溅水成冰,时间一久,井沿外围浇出了一条冰道。这里成为孩童的乐园。再冷也冻不住孩子们的脚步,无需邀约,总是自发地聚拢在一起,多是半大小子,女孩子不喜这些挨冻受罪的傻事。带爬犁的,最能招来玩伴,小主人安坐其上被众人牵引着飞快地奔行,显出王者的威风。受人服侍的报偿是几个回合下来后让位给伙伴们,自己则跟着跑,时不时喊叫着提醒道:慢点啊轻点啊,别撞翻了我的爬犁。

另一伙人在抽着冰尜。冰尜质分优劣,高档的是大镙丝帽里嵌进钢球,结实,转得快;木制的尜则属大众货,底端砸进粗铁钉,为增加配重尜身缠满铁丝。你抽我也抽,看谁的尜转得快转得稳。玩着玩着就起了坏意,瞅准时机瞄准方向,猛地一鞭下去,铁尜快速旋转过去把木尜撞飞。器不如人,那就直接动手开干,转眼间由抽尜变成摔跤。小孩也是亲疏有别,看到同伙吃亏,就帮腔上阵,于是乎,两个阵营就乱哄哄地在地上厮闹起来。

冷中有趣,冷就无所谓冷。在外一待就是一小天,直到日头偏西,天色渐沉,母亲们一声声吆喝着自家娃“回家吃饭嘞”,孩崽们才不情愿地陆续散去,还给村庄一片难得的安静,留给未来一个甜美的乡梦。

一年成就在于冬。农家的账,只有到了冬底把粮卖出去才能见出分晓。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包产到户,粮食市场尚不活跃,不管公家粮库还是个体粮贩,都是坐等农人送粮上门,不像如今在田间地头就把粮食售卖出去。卖粮这般头等大事可不是一家独自操办,需亲友组团互助合作完成。妇女起大早生火备饭,得做扛饿的吃食,也不顾面袋和油坛所剩几何,只管烙出一张又一张的大饼,可劲儿供着男人们填饱肚囊。可是不白吃这油滋滋的大饼,一麻袋苞米将近二百斤,扛起来就装到车上码齐摆正,再用麻绳绑紧勒实。一个人坐辕上赶车,一个人坐粮堆上押车,顶着拂晓的寒气,伴着零星的鸡鸣,向县城出发了。

二十里乡路,中途歇上三两次,养养马匹的劲儿;间隔半个时辰人就要跳下车来,跺上一阵冻得麻木的双脚。到了收粮点,一看,前面已然排起长长的队列。这时候牲口吃起草料;男人抽着旱烟,凑到乡邻跟前唠起家常。今年比去年行情好,人人僵硬通红的糙脸满是喜色,见了谁都是笑脸相迎。粮钱入兜,更是喜笑难消,心里一遍遍拨打着算盘:扣掉种子化肥,剩多少赚多少……归家马蹄急,男人早就把冷意抛得远远的,一心想着家里烧酒上了桌,更想着早点把一兜子麻花和糖块交给眼巴巴望着的孩子们。

冷中有盼,冷又奈你如何。一家子人相亲相爱、相依相伴,住在泥屋陋室里也能心生温暖,这温暖给予人以无穷的力量,可迎风斗雪,战天斗地,让生活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好起来、变了样。

从村庄到中学校十里地有余,每天往返骑自行车走一个来回。到了冬天最难熬。学校处在西北方位,冬天里常刮的又是西北风,每个清晨只好逆风而行。我生来单薄文弱,这十里求学路对我真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母亲知我怕冷,就给我额外加衣,棉袄、棉坎肩、棉大衣,把我活脱脱穿成一只笨重的粗缸。我骑行速度慢,跟不上大伙,多是独来独往。到学校的路程中间有一道长长的漫岗,浑身蛮劲的学生可提前发力,冲刺上去,我则甘心投降,推车走步渡过难关。遇到风雪天,步行也很吃力。寒风阵阵袭来,似乎要裹走我这团棉球,我尽量猫腰低头用力对抗着这吃人的魔。稍一抬头看看方向,风雪便猛扑猛灌,脸颊疼得像针扎一般。

进了教室,层层衣服下早有一身热汗,汗水消退,棉袄里子就变成一块凉铁,因为屋里也是一个“冷”字了得。学校没钱,只能买劣质的煤,火星微弱,久久烧不起来。屋里屋外都是冷,我的手就被冻成馒头形,肿胀后又溃烂成坑,直至今天冻痕仍有迹可循。其时,坐定课桌后的我顾不得这许多,我的心思全用到学习上去。十几岁的我彻底知晓一个道理:唯有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这是父母用无声的付出灌注给我的信念,这是兄长们已然为我作出的示范,我看在眼里,铭记心中,付诸行动。命运也真就未负一个在风雪中负重前行的少年的心愿。

冷中有志,一定能战胜冷的挑战。在笃定追求志向的道路上,饥也好寒也罢,都是一块块试金石,唯有生活的勇者强者才能迎检过关,过了关的人自会生出一双强劲的翅膀,得以飞向五彩缤纷的人生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