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永欣

1921年到2026年，一百零五载光阴。

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路走来”的壮阔征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这一路，有开天辟地的呐喊，有改天换地的奋斗，有翻天覆地的变革，更有惊天动地的伟业。

而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有一抹红色，在白山黑水间悄然绽放了八十年。

这抹红，叫“红旗”。

我工作的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院史墙上最老的一张照片，摄于1947年。二十几位年轻人胸前戴着大红花，站成三排，目光清澈而坚定。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医院立功医护人员合影。

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我问院里的老前辈：“他们后来去哪儿了？”

老前辈沉默了一会儿，说：“有的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救护中，有的转业去了边疆，有的在这所医院干了一辈子，已经走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医院的历史，不是一个冰冷的时间轴，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用青春和生命，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他们脚下的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路走来”的缩影。

1946年，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东北大地。

那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牡丹江绥宁军区医院在牡丹江应势而生——这就是红旗医院最早的源头。没有像样的楼房，没有精密的设备，只有200多名从战火中走出的医者，用最朴素的方式，为子弟兵和百姓疗伤。

建院初期的院长叫王维尚。我听老同志们讲，那时候药品奇缺，酒精用完了就用白酒替代，纱布洗了又洗，消毒再用。有一次前线送来三十多名重伤员，王院长带着大家连续干了两天两夜，最后自己晕倒在手术台旁。醒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伤员都处理完了吗？”

这就是红旗医院的第一代。他们没想过什么叫“条件艰苦”，因为他们心里只有一句话：党旗所指，就是家之所在。

1947年那张立功合影，记录的就是这群人。照片里的大红花，是战地救护中立功受奖的见证。功勋不必刻在石碑上，它就刻在这些年轻而坚定的面孔里。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指向哪里，红旗人就走向哪里。

1968年的照片里，一群人在欢送一位叫周国垚的同志出国援外。欢送现场，有人湿润了眼眶，有人悄悄藏起牵挂。

那是我院首批援外医疗队员。从此，“援外、援疆、援边”成了红旗医院代代传承的使命。

后来，我在史志里读到更多这样的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医院紧急组建医疗队奔赴四川，在余震中搭起帐篷医院，争分夺秒抢救生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倪薪医生在请战书上写下“我报名”三个字，作为黑龙江省第三批、红旗医院首批援鄂医疗队中唯一一名女医生，她毅然踏上前往湖北的列车……哪里的人民需要，红旗人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份份请战书上简简单单的“我报名”。

我问过一位援鄂回来的医生：“当时怕不怕？”他沉默了一下，说：“怕。但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它让我明白：红旗医院的精神，从来不只是技术有多精湛，而是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说——“我去。”

1983年，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载入医院史册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医学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那是医院从百废待兴走向逐步规整的关键一步。党建引领，从此为医院发展校准了航向。

1996年12月30日，省卫生厅正式批准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这是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第一家三甲医院。

从1946年简陋的军区医院，到1996年现代化三甲医院的牌匾——这五十年，是红旗医院紧跟党的步伐，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进入新时代，医院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房颤中心……12个“国家级中心”先后落户。从前老百姓看大病要去省城，现在很多复杂手术在家门口就能做；从前挂号要排长队，现在手机就能预约；从前专家号“一号难求”，现在红旗医院的专家定期下到乡镇、走进社区。

2024年，随着大学更名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医院正式更名为“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这标志着医院迈上了更高的发展平台。

从“缺医少药”到“病有所医”，从“看病难”到“健康中国”——这一路，是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的奇迹。而红旗医院的八十年，就是这个奇迹最生动的注脚。

医院的名字几经更迭，院址几度变迁，一代人走了，一代人又来。但那面红旗，从未褪色；那颗初心，从未改变。

这，就是一路走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