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孙承欢膝下，老人安享晚年，这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理想样板。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婚恋观、生育观的改变，以及多种外部因素影响下，不少老人在中年时期就成为无儿、无女、无配偶人士，并在老年时期成为无父无母、无兄弟姐妹，且祖父母、外祖父母均不在世的孤寡老人。他们离世后，其遗产无人继承的案例尤为常见。

著名美食家、作家、节目主持人蔡澜离世后，其遗产分配问题频繁登上各大社交网络热搜，更有人称其留下的遗产数额高达上亿元。虽然蔡澜助理杨翱发文以“关你屁事”四字回敬那些过度关注的目光，但人们的好奇之心并未完全散去。

这些好奇的目光或许并非全然出于善意，但也透露出公众对于那些无主遗产的关注：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在走到生命尽头时，财产作为其奋斗一生的见证，究竟该归谁所有？

突然“冒”出来的亲戚

2022年，家住上海市徐汇区的独居老人老葛去世，其生前留下了存款和保险金等共计约130万元（后发现老葛名下还有一笔300万元存款），名下还有一套位于上海市区的房子。

因为老葛在离世前已无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世，且他未留有遗嘱以及扶养协议，所以老人生前所属的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被指定为其遗产管理人。

一时间，“无子女老人离世，财产该归谁有”的话题引起了广泛讨论。

众说纷纭之际，老葛的堂弟一纸诉状，将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告到了法院，以自己在老葛生前承担了较多的扶养责任为由，要求继承财产。堂弟夫妇罗列的扶养事实主要有：在老葛独居期间，两人基本每周都会去看望，并帮助就医、配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其中，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而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按理来说，堂弟既非第一顺序继承人，也非第二顺序继承人，是无权继承遗产的。那么堂弟提出继承老葛遗产的主张有何依据呢？其引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该条例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换句话说，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如果离世者没有法定继承人且未留有遗嘱，那么对老人扶养较多的人也可主张获得遗产。

为厘清事实，法院工作人员深入调查老葛生前的生活环境。发现老葛生前患有癫痫，每每发作之后便会陷入短暂的意识不清，而堂弟夫妇的探望，给予了一定的照顾。

最终，结合在案事实，法院判定堂弟夫妇分得老葛遗产中的存款和保险金合共130万元（另300万元遗产由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管理，经法定程序后，依法收归国有），老葛的房产判决收归国有。

谁付出，谁继承

在北京，另一起相似的案例同样引起广泛讨论，不过主张继承遗产的人数更多：2022年6月，家住北京的赵女士因病去世后，留下了一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以及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

赵女士离世后，她的叔姑舅姨等共计9人对簿公堂，众人分别主张自己对赵女士尽了扶养义务，要求继承相应的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也参与了庭审。

在庭审现场，法官重点关注了这9名亲属对赵女士所尽扶养力度的大小。法院根据前期走访调查，还原了赵女士生前的独居时光：去世时只有41岁，没有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自身患有尿毒症，但未与人长期共同生活；生病时，她的一位叔叔会和社工一起送她去医院。

这些琐碎而真实的日常是赵女士最后的人生记录，也是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的重要依据。法院审理后判决，赵女士留下的110余万元遗产由其叔姑舅姨等9人共同继承，其中经常送赵女士到医院就诊的叔叔继承的份额最高，占20%，而赵女士的房产则收归国有。

那么，法律究竟如何衡量亲属之间的扶养力度呢？

扶养力度同时包含了物质与精力的实质性投入，比如扶养人是否承担被扶养人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是否为其提供日常照料等，这些可查证的“硬指标”能从转账记录、医药票据、邻里证言等方面获得证实；而定期给予被扶养人精神关怀以及偶尔的探望，在法官眼中的分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毕竟，法律鼓励的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以财养老？

在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压力之下，养老模式正变得多样且具体，如老葛一类的孤寡老人，除了借助亲属的力量实现居家养老，协议养老也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媒体曾报道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依靠无血缘关系人士养老的案例：家住北京市顺义区的老阮父母早亡，且自己没有配偶、子女；虽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但其在晚年时，与亲属的关系均一般。

眼看晚年依靠亲属养老无望的老阮，最终将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同村人刘某的身上。两人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署了相关协议，约定由刘某负责老阮的生养死葬，而老阮则将其包括位于该村的11间房屋等在内的所有遗产遗赠给刘某。

协议生效后，刘某不仅承担了照顾老阮的衣食住行以及陪同看病等各项责任，还和家人一起为老阮提供了丰富温馨的老年生活：全家人不仅会为老阮庆祝生日、拜年，还经常陪老阮遛弯或切磋棋艺。

刘某一家的陪伴，让老阮体会到了切实的温情。他不止一次当着村委会的面表达自己对晚年生活的满意。

这份由善而生的协议一直持续到老阮以93岁高龄去世。其后，刘某为老阮操持了葬礼，并购买了墓地。

在社交平台上，如老阮一般想靠协议养老的当代年轻人并不少见：预备终生独身的年轻人希望通过签署协议或订立遗嘱的方式寻到靠谱的扶养人，他们愿以房产或资金作为回报，换得扶养者的贴心照顾，并要求第三方监管机构介入；远在国外的独生子女，则希望通过资金置换或婚姻等方式，为国内垂垂老矣的父母寻得相伴终老的照护人；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则希望通过抱团养老、旅居养老等方式，获得更美好的养老体验。

多元的养老方式透露了当下年轻人多元的养老观，他们将目光投向外部，寻找外部专业的养老力量。这背后透露了当下年轻人对亲情的重新审视，也彰显了他们对契约精神的信任。

只不过，一个清晰的事实是，当新一代推崇独身的年轻人迈入老年、选择依靠他人养老时，遵从道义和法律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筛选出真正值得信赖的养老伙伴。

毕竟，养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人到晚年积攒下的财富，也许才是置换养老服务的最有利的“本金”。

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