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剧《啊摇篮》近日引发广泛关注。它选择了根据抗日战争期间的真实历史改编，讲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保护革命后代，丑子冈接受中央委托，在延安成立中央托儿所，带领一批革命者开启保育革命后代的传奇故事。

1939年下半年，为了让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安心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央托儿所。原为中央书记处的驻地兰家坪半山腰上的八九孔窑洞，成了中央托儿所的诞生地，丑子冈被任命为首任所长。

摆在延安面前新问题：新生儿增多

据党史资料记载，中央红军于1935年长征抵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由林伯渠任主席，下设教育厅，专门负责边区的教育事业。

随着大批青年为了投身抗日救亡，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延安的新生儿数量开始增加。最初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革命者的后代大多寄养在老乡家中，但因百姓对育儿知识的缺乏导致幼儿发育不足，甚至因忙于农活，将孩子拴在炕上，边上放上一碗米汤，便不管不顾地下地干活去了，尿布湿透了也不及时更换，甚至满头秃疮，长满虱子。这样的育儿方式不但导致了幼儿成长不好，甚至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也直接影响到了边区干部和将士的革命情绪，使得无法全心的进行战斗和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前线将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女进行集中养育便成为了形势所需。

1940年丑子冈和傅连璋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将中央办公厅的六孔窑洞作为场地，并调曹和静等几名年轻女同志为保育员，中央托儿所便在这样仓促之中在兰家坪的山坡上建立了起来。

因为条件有限，陕甘宁边区不可能与抗战大后方的儿童保育院一样，大量地对社会上的流浪儿童进行收养，只能优先对干部子女进行教养。当时在延安市区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聚集了5~7万的常住人口，除了原有居民外，大多数都是需要吃“公家粮”的干部将士以及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要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保证这些人的日常供应和开销已经十分困难，因此只能在保育工作开始之初优先照顾党政机关子女、抗战遗孤。

后来在中央的支持下，托儿所保育队伍得到充实，窑洞也扩大到了20多孔，入托的幼儿也增加到了几十个。这其中就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等。抗日名将子女多也成为了延安中央托儿所的一大特色。而中央托儿所首任所长丑子冈也成为了孩子们口中亲切的“丑妈妈”。

为什么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笔者了解到， 托儿所成立两年后的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经济封锁，延安进入了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

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同盟 ”(简称“保盟”，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组织，1938年成立)名义及时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一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几经磨难，翻越沟沟壑壑，穿越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疲惫不堪的中国转入全面内战阶段。随着战争的扩大，托儿所里的孩子也逐渐多起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中央决定：托儿所提前撤离。

准备工作紧张而忙碌，工作人员绞尽脑汁，尽可能为孩子们准备舒适一些的行军用品。托儿所1946年撤离延安，1949年到北京，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十几个县、数十个村庄，行程3000华里，始终处于“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截”，仅靠人背马驮和徒步行走，辗转于千沟万峪、崇山峻岭之中。百十幼儿大不过六七岁，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48年春天，这一队马背上的摇篮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河北平山，在这里，有的孩子被父母亲接走了，有的继续跟随托儿所走进了北京。1949年托儿所三千里行军进驻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 ”，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北京黄寺被命名为“总政幼儿园”。

而在延安兰家坪这块曾经发生了无数感人故事的红色热土，在“马背摇篮”北上47年后，1993年，“洛杉矶托儿所”被恢复，改称“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至今。

丑妈妈去世后，周总理为其写挽联

《啊摇篮》的热播，让观众对剧中的主人公丑子冈记忆深刻，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位被唤作“丑妈妈”的所长丑子冈更是一位传奇的革命“妈妈”。从延安中央托儿所的初创到1949年进入北京，丑子冈一直生活在这个托儿所，直到1963年3月离世。

当年的一位保育员严明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写下了自己对丑子冈最初的印象：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和几位姐妹同时被分配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她，她中等身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戴一顶灰色的军帽，剪齐耳短发，就如人们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女八路一样。她的容貌并不好看，特别是那双小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眨巴眨巴的，撅着个嘴，讲一口湖南话。她每天都会到班上看孩子们的情况，如果发现哪个孩子精神不振，就让保育员立即领到医务室检查一下，经常教育我们不能打骂和体罚孩子，孩子们一见丑所长，就喊丑妈妈，扑向她的怀抱。

“另一位当年的保育员周桂枝也曾回忆，自从当了中央托儿所所长之后，丑子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黑夜都要为孩子们操心。“别的还好说，她就怕孩子们生病，一生病，她就心急火燎，因为当时延安缺药。”让周桂枝最难忘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前，丑子冈带领大家东渡黄河的事。“她时而在前面探路，时而在后边收尾，跑前跑后，指挥队伍行进。她每天和大家一起照看孩子，每到一处，就先安排好孩子的吃住，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到各班检查。她三岁的小女儿(丑松亮)也在托儿所，她从不多照看一眼。由于过度的劳累，丑子冈又黑又瘦。”

丑子冈，湖南省长沙市东边乡俞家岭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她15岁考上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她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后方医院，随军到了江西。在江西，丑子冈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初在江西，她由陈少敏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由江西到延安。在延安做过陕甘宁边区保育委员会的干事、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的护士，还当过中央医院合作社主任。她从事幼教工作是1939年到延安，中央成立托儿所工作开始，一直到她1963年去世为止。

1954年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丑子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全国妇联执委。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丑子冈仍在想着尽量为孩子们多做一些事情，朋友、领导、同事、孩子都劝丑子冈好好休息，丑子冈总是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做一点，是一点。”

1963年2月底，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一张皮的丑子冈躺到了病床上。党组织要求尽一切可能为丑子冈治疗。

“我的病治不好了，别浪费国家的钱了。我辜负了党的期望。据医师说，我的癌细胞正转移到骨头里去了。我死后不用棺葬，也不用火葬，只求把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让他们解剖、研究。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离别人世后的一点贡献……”

临终前，丑子冈把大儿子叫到床前，交代说：“我死后你代我把最后一月的全部工资，交给园党委，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办理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浪费国家的钱。我箱底下有一套旧军装，请人翻个面，让我穿上。”

1963年3月2日，丑子冈因病逝世享年58岁。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为她题写了挽联。女儿丑松亮在母亲去世30多年后回忆说，妈妈若不是那样拼命工作，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丑子冈还有多次机会改行、提干，可她哪儿也不去，她离不开孩子，她把一切都给了孩子。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