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了三个月职业陪诊员后，韩立（化名）摸清了西安几家三甲医院的布局和特色科室。挂号、取号怎么最快，抽血、CT在哪做，怎么与患者恰到好处地沟通，他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韩立服务过数百位患者，有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不愿麻烦熟人的年轻人，丈夫无法请假陪同的孕妇、以及不识路的异地患者——像韩立一样的陪诊员，正成为一种新兴职业。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排队上”

6月15日早上五点半，韩立像往常一样自然醒来，蹑手蹑脚爬下床，吃过妻子前一晚准备的早饭，开车前往30公里外的西安南郊，接上60多岁的康馥（化名）和老伴，送到唐都医院胸外科问诊。

康馥是山西人，几个月前被查出肺癌中晚期。她的问诊时间在8点多，他们需要提前至少半小时到医院。在第一次陪老人就诊前，韩立已经探过路，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尽管如此，韩立还是差点迟到。他打算把车开进医院，老太太能少走几步，但这一天，车多堵得厉害。好巧不巧，住院一部的一部电梯临时出了问题，他吸了一大口气，干脆选择爬楼梯。

3个多小时里，韩立爬了至少6趟楼梯，来来回回跑了6个科室。直到下午老人进入病房，他感觉“整个人快要废了”。

康馥的陪诊服务是老人的儿子下的单。韩立在想，如果子女抽不开身，又没有陪诊员，这些老人该如何处理这些困难？

韩立在西安一家陪诊公司做陪诊业务，3个月接触了上百位患者。在他看来，去医院看病，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排队上。越是大型三甲医院，越容易人满为患，即便有导诊、智能排队叫号系统，拥挤、混乱仍无法避免。患者赶着早排队候诊，缴费、登记、检查，抽血化验在东边，CT检查又在南边，来来回回跑，就花去一上午时间。

代替排队、陪同检查，这也是患者最需要的服务。韩立常常会提前做好规划：就诊科室在哪、抽血化验的地方在哪，提醒患者带好身份证医保卡、B超要憋尿、胃镜要吃药、血检要空腹，以及最晚几点到医院。

“社会的痛点”

陪诊员们接触的客户中，老人的需求最多。

很多子女为父母下单后，会给韩立打来电话确认，开口总会提到工作不便，或是家里小孩刚出生，拜托他能尽心陪老人看完病。也有老人不愿麻烦子女，但进了医院找不到科室，甚至连取号机也不会操作，只能找他陪同。

在老人的观念里，付费陪诊往往是不划算的。他们总是问道：可以开个发票走医保报销吗？我这么大年纪了，能不能便宜点？对于这些问题，韩立总是哭笑不得。后来，他们干脆和子女统一口径，以朋友身份为老人服务。

老人愿意唠嗑，最多的话题是家庭、子女——孩子在外不容易、孩子在大公司上班、孩子请不到假没办法，他们常常会主动聊起，也常常理解子女的难处。这个时候，韩立也会应和，“您老人家真不容易，孩子挺不错的”。

但孤独也会在某一瞬间流露出来。一位榆林农村的老人独自来西安看病。排队间隙，他操着方言告诉韩立，儿子高中毕业就去了沿海城市打工，后来在外面安了家，这些年很少回老家。被查出高血压、糖尿病后，老人沉着脸嘟囔：“结婚生孩还给他掏了钱，老子病了也不管，生了跟没生一样。”

“年轻人生存压力大，但是从老人角度来说，其实也挺心酸的”，韩立也是打工人，这种两难似乎也没什么办法，他只能转移话题。

除了陪诊，陪护也是老人的一大需求。2014年，华北地区的苗宇（化名）还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母亲突发脑溢血住院，他刚回家照看没两天，老板便催得不耐烦。

术后的母亲几乎成了植物人，卧床在家无法自理。苗宇从事互联网工作，常常是凌晨一两点下班，再驱车赶回200公里外的老家。他帮母亲翻身擦拭，用棉棒清洁口腔、鼻腔，看着煎熬中的母亲，苗宇内心五味陈杂。

后来母亲走了，苗宇跳槽做起了职业陪诊，并开发了陪护服务。“老年人缺少关心照顾，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痛点。”他说。

耐心和专业技能是必备的

在很多人眼里，职业陪诊员和外卖员没什么不同，但韩立觉得，这份工作更需要人情和耐心，在医院和疾病中，任何善意都可以算作一剂辅药。

纸巾、创可贴、温度计、糖果、大号移动电源，这是韩立包里常备的物品。一些检查要求空腹，等一两个小时结束后，韩立会给患者递过去零食；天气炎热，他也会给患者买瓶水。

耐心是必备的技能。在韩立印象中，有时赶上医院人满为患，常常是取号、登记要排两个来回，等到医生问诊，又要排40分钟，再到检查科室门口，又要等一两个小时。

一位患者被查出甲状腺结节挂了甲乳外科的专家号，韩立陪他问诊，又按要求做了检查。第二天取报告时，专家请了假，他们要再等3天。患者本想回宾馆休息，家属建议放射介入治疗，随即重新挂了号，要求韩立拿着报告去找放射治疗医生，被告知拒绝，患者又挂了内科，要他再跑一趟。

在接触这位患者前，韩立已经查过一些资料，大概了解了就诊科室和注意事项，也提前跑了一遍环节。他想劝患者等一等，却被质疑拿钱不办事、瞎出主意。

在那个毫不相关的科室门前，韩立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最终，他耐着性子做完了当天的陪诊。当然，他们还是得回到甲乳外科等那位专家。

陪诊行业还缺少规范

陪诊员李冬（化名）觉得，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行业是个好事，但另一方面，乱象丛生也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社交平台、二手市场交易平台上，不少个人或团体打出了职业陪诊员的广告。看似没有任何门槛的新行业，但在李冬看来，个人做陪诊，与患者只是口头合作，是不是诈骗、服务能否到位、价格多少合适，这些都没有定数，“更何况出现意外该怎么办？”

苗宇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曾接触过一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30多岁，先前只是头昏脑涨、恶心呕吐，只挂了内科的普通号。

就诊当天，两人刚碰面没多久，这位患者便晕了过去。苗宇喊来附近的护工，几个人匆匆忙忙将他送到了急诊室。

在抢救过程中，苗宇尝试联系家属，患者的手机怎么也打不开。最后，他只能委托医务人员，用患者的指纹解开手机，在通讯录找到了外省的亲戚。

很多陪诊的公司明确规定，高龄、高危疾病、没有自理能力的患者，尽量不接单，除非有家属陪同。他们担心没有更专业的医学技能，无法应对复杂情况。

建立信任也是最大的难题。在医院门口做宣传，李冬常常被认为黄牛、医托。

但事实上，很多黄牛也在做陪诊服务。一些陪诊公司甚至会和黄牛、医托合作，获取灰色收入。苗宇说，缺乏行业制度规范、准入标准和平台约束，这是最大的问题。

根据官方数据，我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在2019年达到87亿。李冬和苗宇觉得，陪诊是低频刚需服务，“如果将来能做成像外卖打车平台一样，患者会体验更好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也会利用更充分”。王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