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北京一社区的反诈骗宣传展板。
诈骗人员被抓获后集体宣誓。
6月11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非遗进景区的巡游队伍中,志愿者手举横幅沿途进行反电诈宣传。
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劝返”行动正在全国多地展开。行动所针对的对象,是缅甸北部的逾十万中国人,他们从事的多是电信诈骗及相关产业,诈骗对象也主要是中国人。然而由于身处境外,司法机关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打击。为了遏制电信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全国一些地区采取强力措施,劝返他们回国投案自首。
政策压力之下,“缅北窝点人员”排队回国,接受地方政府“管控”。由于人数众多,且适逢云南2021年暴发多轮新冠疫情,导致边境压力加大,一些“缅北窝点人员”流出较多的地方纷纷派员支援云南。
回国“插队都得排队”
公安机关院内,四十余名年轻人排成6列,齐声高喊:“我在缅北做诈骗,现在回到祖国妈妈怀抱,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骗中国人。”2021年3月,源自公安部刑侦局的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
从2021年初开始,特别是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中缅边境地区的各个关口,身处缅北的电信诈骗从业者排队回国现象就成为一景。
据湖南省某市公安局打击电信诈骗负责人王波(化名)介绍,“劝返”电诈人员的全国性动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之前早知道有中国人在缅北做电信诈骗,但没想到数量有这么多。在各地“劝返”公告中,这些人被称为“缅北窝点人员”或“滞留缅北人员”。
据王波介绍,缅北电诈包含了电信诈骗的各个门类,目前是以“杀猪盘”“裸聊”“刷单返利”为主。
按最初的政策要求,如果这些人在6月30日之前回国,将获得从宽处理,否则,他们将受到一系列严厉处罚。不过,按王波所说,目前时间已经延至10月份左右,一是因为人员数量超出预期,二是疫情防控所致——边境地区没有足够的隔离房间。
据王波介绍,自“劝返”政策实施以来,中缅几个边境口岸天天爆满,排队投案自首的有上万人,“已经排到一两个月以后”。
3月18日,从缅北入境后正在隔离的齐红(化名)说,其所在的云南省某县隔离点,正在回国的电诈人员有近千人。据他介绍,电诈人员是春节后开始集中回流,因为回国人员太多,导致边境地区物价飞涨:“出租车每公里十块,盒饭五十,一瓶水五块,原价二十三的玉溪烟六十块……”
齐红是山东烟台人,在缅北的佤邦做了3年中文教师,这段时间正是电信诈骗迅速发展的时期。2021年回国时,恰逢“劝返”政策实施。
齐红说,跟他一起回国的电诈人员很容易辨认:这些人多是操南方口音的年轻人,互相说话很小声。大概因为长期夜间工作且在电脑前久坐所致,大都面色苍白,走路习惯前倾。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摸到了这些人的作息规律,经常在午夜甚至凌晨时分,推着车子在走廊里卖夜宵。
齐红说,有的电诈人员仍未悔改,他在国内隔离点的第一个晚上,就听到隔壁有人用手机继续从事电诈活动——他们大都携带三四部手机。
另据齐红介绍,为了防止电诈人员偷渡回国,那时边境线上已经设立很多检查站,民间偷渡价格已上涨到万元以上,而以前不到一百元就可以。
到了4、5月份,偷渡已经不可能。有消息人士称,云南边境地区民兵昼夜巡逻。而在中缅边境上,数百公里长的铁丝网也很快立起来。
7月中旬,湖北省某地一位从事劝返工作的基层干部则称,为了能早点回来,很多电诈人员不得不找“黄牛”插队,“谁出的钱多谁先回来”,因为人数太多,到后来连“插队都得排队”,没有钱的则只能干等。
据缅北流传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除了港、澳、台未纳入统计,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逗留缅北中国公民”,总人数则超过14万人。
国家挂牌督办罪犯流出地
据王波介绍,电信诈骗犯罪形势是从2019年开始突然变得严峻起来。据其介绍,缅北地区的违法犯罪前几年主要是以贩毒和赌博为主,由于电信诈骗成本低、风险小,近年来参与者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是由其他犯罪行当转过来的。到2021年,电信诈骗已经是全国性的犯罪类型之一。“国家进行研判之后,发现从事涉嫌诈骗的人员基本是在缅北这一带,开始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2021年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央重要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地方管理主体责任,对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案人员集中、黑灰产业泛滥的地方要进行重点整治。国务院联席办要继续实行红黄牌警告和挂牌整治制度,对问题严重、整改不力的地区坚决予以挂牌整治。
国务院联席办的全称是“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从2015年成立起即对“重点地区”实施挂牌整治。所谓“重点地区”指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流出地。2017年,国务院联席办公布了18个挂牌整治的重点地区,其中包括以“假冒QQ好友诈骗”为主要骗术的广西宾阳县、以“重金求子”“美女伴游”为主的江西省余干县(已摘牌)、以“网络购物诈骗”为主的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已摘牌)、以“冒充领导或熟人”为主的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已摘牌)。
“劝返”最初或因疫情
不过,综观本次全国性“大劝返”行动,最初或出于疫情防控所需。2020年11月24日,云南省瑞丽市公安局发出通知,规劝跨境违法犯罪人员回国投案自首。
从通知内容看来,这项政策主要是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实施。通知中提到,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抗疫情、防输入、打偷渡”工作部署,对明知已感染或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不遵守疫情防控措施,仍然非法出入境,引起病毒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情节严重最高可判死刑)、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等一并立案侦查。
云南民族大学周鑫是国内少数就缅北电信诈骗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缅北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使其近几年成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首选之地。据周鑫介绍,由于中缅边境长达两千多公里,没有天然屏障,很多地方仅一步之遥,导致出入境监管困难,中国是“有边难防”,缅北地区是“有边不防”,很难杜绝偷渡。这也是犯罪分子选择缅北作为栖身地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发生后,偷渡人员也成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从2021年4月起,作为中缅边境城市的瑞丽先后四度因疫情“封城”,传染源多来自偷渡入境人员。
各地工作组赴云南督战
在严厉的问责机制之下,地方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一些地方的动作显示,“劝返”缅北电诈人员已经上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有个别电信诈骗严重的县市,还成立了“禁毒与反诈人民战争指挥部”,将“反诈”与禁毒并重。
湖南省邵阳县小溪乡的“劝返工作方案”显示,该乡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则由全体党政班子成员担任。“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坚定决心,确保劝返工作落到实处”。
方案中提到,领导小组将实施通报排名制度,从5月31日开始,每隔半月对“缅北窝点人员”数量进行一次排名通报,对未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村(社区)进行通报批评,累计3次对第一责任人及主要责任人进行约谈,累计4次取消评优资格,累计5次则将第一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移送乡纪委立案调查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各村通过自主劝促缅北窝点人员回国投案自首的,按每人2000元标准付工作经费。
在地方党委政府发动的强大攻势下,大量缅北电诈人员纷纷回国投案自首,导致云南边境口岸压力骤然加大。为了给云南“减负”,一些电诈人员流出较多的地区,纷纷派员赴云南边境支援。据王波透露,湖南在那边成立了4个工作站,分别由4个电诈人员流出较多的市公安局牵头,“我们这些情况不严重的,每个工作站派一两个人到那边,配合他们工作”。
“劝返”仅是针对“缅北滞留人员”所做工作中的一步。相关人员劝回来后,还要对其进行“管控”,防止其再度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据一名基层“劝返”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强制回国人员到当地派出所报备和采集信息。若再次去国外,警方能立刻知道。
在周鑫看来,在与缅北地区警务合作渠道不畅、难以越境打击的情况下,中国发挥制度优势,通过“劝返”措施主动出击,让犯罪分子回到可以管辖的地方,对于打击垮境诈骗的意义非常大。“国家采取这个办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跨境诈骗问题中‘管住人’的问题。” 柴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