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将满80岁的陆天明很多年没追过什么电视剧了，最近他遇到了“例外”。热播的《狂飙》还剩最后几集没有播出时，他感到有些焦急，高启强会是什么结局？安欣不会牺牲吧？这个创作出中国第一部反腐剧《苍天在上》、被称为“反腐剧三驾马车”之一的知名编剧，成为了后辈同行的忠实观众。

2003年执导了经典打黑剧《征服》的高群书也在关注这部剧，几天前，有朋友给他发来了网友做的对比图——刘华强买瓜，高启强卖鱼，相隔20年的两代“黑道大哥”骑着相似的小摩托。高群书觉得网友玩的梗挺有意思，20年了，人们还没忘记刘华强。网友说，当年的刘华强是“悍匪”，而今天的高启强则有更深的城府。伴随剧中人物形象的变化，中国的涉案类型片历经近30年曲折发展。高群书感慨，这背后是时代的更迭与政治生态的变迁，这些无不深刻影响着创作的环境和内容。

“再好的编剧也好不过生活”

《狂飙》集中了导演徐纪周入行20多年积攒的经验，大学毕业一踏入影视行当，他进的就是警匪剧剧组，后来的创作志趣也一直在此，《真相》《中国刑警》《打黑风暴》……他在这些剧里练出了手艺，带他的人就是高群书。

2000年，高群书正筹备他成名作《命案十三宗》的续集《真相》，他见到了熟人介绍来、刚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拿着简历找工作的徐纪周，他感觉这个孩子文学功底不错，就让他从副导演和编剧干起。

那是一个警匪剧极其繁荣的年代。《命案十三宗》这样的纪实美学，和高群书新闻记者的出身相关，也来自带他入行的一位“伯乐”，这是高群书眼中，在中国警匪剧形成之初为它的风格定调的一个人，他叫陈胜利。“中国警匪剧的开始，就在他。”高群书说。

中国的电视剧发展进程中，虽然在七八十年代就有过公安题材的影视剧，但真正以案件，以“警”和“匪”之间的缠斗为核心内容，从《9·18大案纪实》起始。

1992年9月18日，古都开封出了一件大事——开封博物馆69件珍品文物被盗，总案值超过6亿元。这案子在当年，轰动海内外。为了普法，也树立民众对文物的认知，中央电视台找到当时在河南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胜利，请他把案子拍成电视剧。

项目刚筹备的时候，陈胜利和主创们发现，怎么写也写不过真实的案件，似乎应了那句老话，“再好的编剧也好不过生活”。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陈胜利仍然感慨于案件和生活本身的戏剧性：“既然如此，我们干吗还要再编？”于是，陈胜利让情节100％还原真实，仅用戏剧的结构和叙事手法稍作加工，参与办案的公安全部参演了此片。

有了这样的突破性创作，电视剧大获成功，也带起了一股警匪剧纪实风潮，《12.1枪杀大案》《西安大追捕》《济南7.9大案侦破纪实》……一批改编自真实案件且邀请真正警察出演的电视剧项目纷纷上马。

“好，老陆，不改了”

1992年，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编剧的陆天明接到一个任务——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本。90年代初，北京电视台出品了《渴望》，没过多久，又推出《编辑部的故事》，观众的观看兴趣转向现实生活，央视急于拍一部现实题材电视剧。

陆天明回忆，反腐是当时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的话题。“那不是一般的议论，是沸沸扬扬。”陆天明觉得写什么都不如直接写老百姓关注的痛点和热点。

本子写成后，几个部门审查完，意见很统一：戏是好戏，但是要改，修改意见有十几条。正面主角怎么可以没有好下场？反面人物可不可以改成副县级？甚至“苍天在上”的剧名也惹来争议。

陆天明坚持不改，于是单位领导让他把本子拿到外面去拍。陆天明想不通，决定给高层主管部门的一位领导打电话，他从未和这位领导打过交道，四处打听，才找到联系方式。

入夜，陆天明拨通了这位领导的电话。他回忆：“我和他聊了一小时，表明了我的困惑。怎么《人民日报》能写，文艺创作就不能写？”最后，这位领导拍板说：“好，老陆，不改了。”

陆天明说：“那不是某一个人的成果和突破，每一个签字的领导都承担了责任。”最终，这部极具开创意义的中国首部反腐剧引起巨大轰动，在央视黄金档播出时单集收视率最高达到39％，至今也极难超越。

曲折后的前进

“繁荣”与“火爆”往往还有着另一面。高群书拍完《征服》后，跟风之作纷至沓来。这是当时影视界一哄而上拍“涉案剧”的缩影。2004年，有媒体做了统计，正在拍摄的打黑剧、反腐剧之多，几乎占全国电视剧拍摄总量的一半。有些纯属粗制滥造，制片方为了追求收视率，过度渲染暴力色情、赌博凶杀、权钱交易，对案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和矛盾反而无力呈现。

2004年4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涉案题材的影视剧和专题节目均安排在每晚23点以后播出，并严格控制播出数量，“要大幅度削减”。

涉案题材的影视剧开始冷却下来。

直到2014年末，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副司长刘梅茹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对公安题材应当“区别对待”，不仅承认了该题材的正向价值，还解释了十年前的那则通知：“业界对政策可能存在误解……但确实这些年来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公安剧不多。”

很多人意识到，创作的口子开了。2015年，最高检影视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三次找到周梅森。周梅森记得，对方说：“十八大之后，对反腐这一举国关注的大事，竟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电视剧作品，希望能抓好这个事。”

周梅森很快写完了30万字的小说，并改写成60万字的电视剧本——《人民的名义》。此时，中央电视台也找到了高群书，邀请他执导根据四川刘汉大案改编的打黑剧《国家行动》。

2017年，《人民的名义》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率长居榜首的爆款剧，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再加上2015年后播出的《刑警队长》等一批警匪剧，涉案剧全面回归到了荧屏中。

与诞生时的秩序相似，“打黑剧”的复苏在它们之后。并且多年之后再露面已成了“扫黑剧”。从“打”到“扫”，一字之差，蕴含了内涵的变化。一些媒体解读了其中区别，例如“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而“扫黑”不仅要打击涉黑的社会人员，更要扫除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的国家公职人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破冰行动》《扫黑风暴》《对决》……一批“扫黑剧”接连出炉，直至《狂飙》以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高达59.6％的成绩，刷新了近年来国产剧的历史纪录。

对照当年和如今，陆天明很感慨，在他眼中，《狂飙》已经立起了新的标杆，从这个标杆开始，再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中国应该有更多真正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而这个呼唤，已经很久了。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