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照顾半身瘫痪的妻子藤原照子40年后，81岁的藤原宏选择将妻子推入海中。今年7月，藤原宏被日本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庭审现场，这位曾坚信“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照顾照子”的老人数度掩面哭泣。

在日本，这样的杀人事件被称作“看护杀人”，选择亲手结束亲人生命的人，往往是那些承担起多年照料责任的普通人。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加害者，但同时也是受害者。

“弑亲者”

不是只有藤原宏，曾被迫面对残忍的抉择。

“虽然我杀死了妈妈，但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这是龙一在接受审判时，由检方陈述的供述。在此之前，他亲手杀死了自己患有痴呆症的母亲君枝。

长期以来，龙一都独自承担着照护母亲君枝的责任，直到自己难以在工作与看护之间实现平衡，并向派遣公司提出了停职申请。

在龙一丧失收入来源后，君枝每月5万日元的退休金成为了两人唯一稳定的收入。只是，这难以支撑起护理服务的自付部分。当龙一决定与看护援助专员联络以获取帮助时，对方只承诺会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却未对为何无法给予援助作出说明。

为了节省开支，君枝接受日间护理服务的频率大幅降低，直到龙一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后彻底中断。在那时，龙一便生出了想要带着母亲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

在最开始，这一念头还只是在脑中不停打转，因为龙一知道母亲还想继续活下去。但当龙一发现连房租都无法支付时，他便放弃了挣扎。在那时候，为了节省开支，龙一2天才吃1顿饭，而君枝每天吃2顿面包和果汁。

2006年2月1日凌晨6时，龙一推着在轮椅上休息的君枝来的京都市桂川河滩上的大树下。在二人做好告别后，龙一用毛巾勒住了母亲的脖子，在尝试无果后，他将菜刀刺入了母亲脖子的左侧。

在君枝没有气息后，龙一试着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并决定在树上自缢。然而，绳子并没有系紧，龙一最后只是失去了意识。在被路人发现后，他被送去医院并获救。

关于龙一与君枝的悲剧因为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而被更多人知晓。在2015年，《每日新闻》成立专项报道组，将镜头对准了“看护杀人”这一社会现象，并推出了系列报道专辑《看护杀人：走投无路的家人的自白》。

在日本，国家警察厅每年都会公布按动机分类的家庭犯罪统计数据。自2007年起，“看护疲劳”被列为犯罪的直接动机或原因。

在国家警察厅2008年发布的犯罪问题白皮书中，有一个关于针对老年人犯罪的专题。在“看护疲劳”问题上，国家警察厅根据调查结果对加害者的基本画像进行了描摹：许多谋杀亲属的人（多为配偶或子女）并没有前科或个人犯罪历史，但因为“照顾疲劳”或“对未来悲观”而成为初犯。

根据日本国家警察局关于“看护疲劳”犯罪的统计数据，2007年至2014年间，共有356人因谋杀被捕，15人因诱导或教唆自杀被捕，21人因身体伤害导致死亡被捕。此外，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5年，有2515起自杀与看护疲劳有关，其中约60%，即1506起案件，是60岁以上的老人选择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根据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些数据可能还未完全覆盖所有相关案件，尤其是未被公开的共同自杀案件。

追不上的老龄化速度

“看护杀人”之所以在日本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老龄化”已经成为打在日本身上的标签。然而，对于日本来说，摆在它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问题，即老龄化社会的“进阶版本”——高龄化社会。

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日本80岁及以上的人现在占总人口的10%，创下历史新高。截至今年9月15日，日本约有3623万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这相当于总人口的29.1%。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背负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在这一压力下，即便日本的介护体系经过几十年的成熟发展，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老龄化速度过快，日本介护体系已经无法兜住人们的需求，日本政府开始思考如何让日本人学会“靠自己”。

2015年，安倍晋三参与第二次竞选时提出“安倍经济学”，其中一项便是实现安心的社会保障。根据安倍提出的“护理人员零离职”方针，入职一年以上的公司固定员工，可以申请“看护休假”，甚至是“看护停职”，力图使大家在工作与照看老人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当日本政府在明确地传递一种信号时，社会文化也在看护问题上施压。

在日本文化，乃至更大范围的东亚文化中，照顾年长家庭成员也被视为家庭责任和义务。在专业护理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文化观念使得许多人即使感到身心俱疲，也往往选择继续承担照顾者的角色。这样的局面，最终使得诸多悲剧成为可能。

被迫“上岗”

按照惯常的思考方式，由关系亲近的家人来承担照护工作是一件好事。但在实际操作中，“被迫上岗”的这些看护者，很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以及相应的资源而备受折磨。

一方面，亲缘关系的存在很可能使看护者无法理性应对亲人的改变：专业的护理工作者，即便看到成年人在尿布中排泄，并表现出痴呆症的症状，也不会存在太强的排斥心理。然而，女儿和儿子经常不能忍受自己的父母像婴儿一样在尿布里排泄，并抗拒接受父母已经衰老到如此程度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担起照护责任的普通人需要有专业性的支持，不光是如何进行看护的专业指导，也包括纾解心理郁结，调适心理状态的专业咨询。

如果不存在专业性介入，在绝望的情绪下，看护者很可能陷入一种极其负面的心理漩涡之中。

根据非营利组织家庭看护者联盟（Family Caregiver Alliance）估计，在日本，有20%的家庭护理人员患有抑郁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由于各种压力造成的孤独或无助感，可能是护理者决定采取行动的诱因。

日本福祉大学的副教授汤原悦子，曾进行过一项关于看护杀人现象的研究，她强调社会需要更好地理解和支持这些看护者，特别是在心理健康方面。

在日本，社区支持资源不足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德国、加拿大等，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在于它们建立了多层次的支持体系，既包括政策和资金支持，也包括社区层面的实践和服务。

对于日本来说，如何看到往往不被看到的看护者，兜住“不小心”从介护体系中滑落的个人，是接下来必须思考的问题。庞海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