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下称违反规定）总数已超过2023年全年的107547起，也超过了此前的最高纪录——2019年的136307起。

10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4年9月全国查处违反规定的汇总情况。这是连续第13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数据显示，当月全国共查处22313起违规问题，而2024年前三季度共查处141245起。

“数据既反映了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深入，”广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代凯说，“也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所针对的不正之风的顽固。”

统计口径三次大幅调整

代凯长期关注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情况。2019年，他刊发论文，分析了2013-2018年中纪委公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月报。论文统计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那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才首次公布了违反规定的数据报告，此后从未间断。

根据官方说法，建立违反规定月报制度是为了及时掌握各地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简称中央八项规定）。此后，各地陆续制定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相关办法，包括防范、治理公款大吃大喝、相互宴请，公款旅游或变相旅游等，并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和案件进行通报。

但这个规模有多大，哪些问题类型较为突出，涉及哪种级别的干部较多，“一时半会大家都不掌握，所以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公布全国的数据”。代凯解释，只有对腐败的现实状况进行精确测量，科学估算腐败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响，才能使反腐败工作走向深入和彻底。

代凯记得，中央纪检监察部门最初公布的月报中，人员分类仅有地厅级、县处级和乡科级。直到2013年11月的表格中，才有省部级官员这一项。

2015年1月，月报再次发生明显变化：去掉了“违反工作纪律”项目，增加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项目，将“公款大吃大喝”改为“违规公款吃喝”,将“收送节礼”改为“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2019年12月，月报的统计口径又一次迎来重大变化，把问题类型分成了两大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四川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一干部表示，此次调整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要求，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薄弱环节严查享乐、奢靡问题。

“这个统计系统只有中央可以调整，所以每次调整都是中央意志的体现。”他举例说，2019年被中央定为“基层减负年”，那么在月报调整中就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类别细分了文山会海的问题。“公开数据通报也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重要分界点

有观点认为，月报中数据的每一次变动直接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效果。数量增加，说明实施效果并不好。

但在受访的研究者看来，案件的统计数量主要反映的是腐败被查处情况，体现的是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无法直接反映腐败状况的实际变化。

数据变动趋势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政策的“时滞”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汪波是最早研究月报的那一批学者。据他分析，政策执行通常经历规则制定、初步执行、观望、全面贯彻和治理成效初显五个阶段。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流程（2013-2015年）符合这一规律：起初，部分干部持观望态度。中期，随着中央态度更加明确，查处力度加大，违规人数增加。后期，政策威慑效果显现，违规案件开始减少。

与之相应，查处违反规定问题数量与人数的变化趋势在2014年出现一个小高潮后，2015年有所回落，此后一直相对稳定。

2019年是重要分界点。2019年以前，每年查处的问题总数都在7万起以内，此后除了2022年是95376起，其它年份都超过10万起。

代凯分析，2019年统计口径的调整，直接影响了数据的异动。“因为覆盖范围更为全面，数字自然就变大了。”

到了2024年前9个月，查处违反规定的总数和人数均创下新高。中国人民大学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分析，其中一个因素可能和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

新修条例针对“四风”潜滋暗长、隐形变异的问题，完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增加了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处分条款。“现在的统计覆盖了过去未纳入的行为。”毛昭晖说。

违规发放福利，居高不下

据多位市级纪检干部透露，统计系统将省市县各级数据打通，每月各级按要求上传查处违反规定的数量和人数，层层上报。

通常，各层级的党风室负责审核本级数据。在他们每月提交的数据中，尽管有时受到统计口径和覆盖范围的影响，但有些违反规定的行为始终在高位运行。

代凯在研究中发现，2014—2018年共查处违反规定的问题总数约为24.6万起，平均每年4.9万起，其中最为突出的类型为“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约为4.7万件,占问题总数的19%。

2019年月报统计口径调整以后，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比重依然较高。东南沿海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一干部说：“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的花样很多，比如降温费、误餐费、评审费、考核费等多种，一些单位通常是自行制定奖惩办法发放津贴。”

上述干部介绍，违规发放福利比重居高不下，和津补贴标准没有及时跟进调整有关。在经历一轮专项整治后，从2020年开始，该类型的查处比重有所降低，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问题数量控制在1万起以下。

代凯在和纪检干部的交流中得知，当前，有关部门对钱的使用要求越来越严，也越来越规范。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吃喝也是查处问题的重灾区。代凯分析，这三类问题基本上是一些干部工作生活中的“小事”，且与其切实利益关系紧密，因此才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不少学者看来，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

汪波的研究指出，违规吃喝、收礼等腐败问题深嵌于中国人情社会结构中。即使表面腐败行为能在特定时间内得到抑制，但情法不分的人情社会基础牢固存在，并导致腐败反弹。

而这些违规问题当前改头换面，更加隐蔽。为此，四川省在2024年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四风”顽疾。

前述四川某地级市纪检干部说，他感受最深的是有些单位躲进内部食堂、培训中心等隐蔽场所违规吃喝，在实际监督中较难发现。而违规吃喝问题与违规收送相生相伴，经常同时发生，在年节假日尤为突出。

对此，毛昭晖建议，一方面加大治本的力度，从干部“不想腐”和“不能腐”方向着手，加强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才会从量变到质变。杜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