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猪下崽要办酒，房子装修要办酒，买辆车要办酒，病愈出院要办酒……实在找不到理由，就说“为答谢亲朋好友对我家的关心厚爱，特在XX地方略备薄酒一杯”。部分地方农村滥办酒席之风屡禁不止，不少群众为了人情往来背上沉重经济负担。

“最多的一天，我要参加11场酒席，跑不过来就微信转账，当天送了4000多元红包。”西部某县一村民说，从去年腊月到今年元宵节，他几乎天天有酒席邀约，礼金送出去3万元。

在另一个西部村庄，全村800多户，约4000人，村民反映，当地一年到头都有人办酒，除了少部分是红白喜事外，其余都是以“满月酒”“剃头酒”等名义操办。

“无事酒”名目不断翻新，礼金标准也在不断攀升。“50元拿不出手，至少都是100元。”西部某县一名老年村民和老伴都是残疾人，孙子刚出生，家庭负担重，但送的礼金却不少，一年送出去上万元。

滥办酒席风为何屡禁不止？一些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既有比阔斗富、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心理作祟，也有敛财的动机。在一些地方，只要有一家办“无事酒”，其他家就会想方设法跟着办，以收回送出去的礼金。此外，个别外出经商的成功人士回乡大操大办婚丧酒席，也加剧了当地群众的攀比心理。

为了治理滥办酒席之风，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例如，贵州省湄潭县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对酒席规模、车辆数量、礼金数额等进行约定，并整合县、乡、村力量进行监督。同时，一些地方还探索利用闲置场所建设“合约食堂”，明确承办宴席的种类、标准、规模等，有效遏制了攀比浪费等不良风气。

然而，治理滥办酒席之风仍面临诸多挑战。一些地方办“无事酒”日益隐蔽化，形成了监管盲区。专家建议，党员干部及国家公职人员必须率先垂范，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同时，应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定期通报典型案例。此外，农村移风易俗工作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形式，如利用短视频平台制作地方情景剧进行宣传，强化正面激励等。

最终，要从根本上解决滥办酒席之风，还需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从转变民风入手，加强引导。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