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栋约二十层的米白色高楼对峙而立，中间坐落着一座低矮主楼。入口处，是“锦宾国际酒店”六个白色立体大字。

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的这家酒店，前身是一个因奢华浪费而被中央点名的政府项目——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

2024年11月，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下称“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联合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了3起典型问题，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赫然在列。通报显示，2021年7月至2023年12月，金牛区斥资12.16亿元建设了这座占地8.22万平方米的对外交流中心。项目大量使用进口石材拼花、手工羊毛地毯和玻璃幕墙等高档材料。

通报还指出，会议中心的装修成本每平方米高达5489元，几乎是建设成本的两倍。

为遏制类似形式主义问题，2024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这是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的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一年后，全文于2025年8月对外公布。

在文件出台前，中央自2023年底开始通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截至2025年7月，已累计通报8批29起，其中26起为负面案例。“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占比最多，共11起。

中共中央宣布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六年来，这些被通报的案例揭示了基层减负行动的发展、演化，也记录了教训。

“一把手”盲目推进，占比近一半

这座耗资12亿余元的奢华建筑，最初的规划是成都市金牛区委党校的新校区。公开资料显示，“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党校(成都城市社区学院)”项目规划总面积约8.3万平方米。

2021年6月26日举行的开工仪式上，时任金牛区委书记金城在致辞中描绘了“红色校园”“智慧校园”“美丽校园”的美好愿景。

2024年11月，中央点名批评这一项目。成都市纪委监委迅速成立调查组。2024年12月，已调任成都市高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金城被查。半年后，出席过开工仪式的金牛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何维楷也落马。

经过整改，这处曾经的“形式主义”典型已完成转型。对外交流中心被成都交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金周路分公司收购后，改造为面向公众的商业酒店。

“对这种形象工程，基层干部普遍反感，但面对领导强力推动却无可奈何。”有知情人表示，这类工程不是短期负担，而是贯穿整个项目周期的长期压力。而一旦项目烂尾或被叫停，整改又成为新的基层负担。

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多地发生。贵州德江县的“德江陶缘”，甘肃天水的有轨电车项目，贵州兴义市侵占耕地挖湖造景，或多或少都有着相似之处。

近期被通报的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尤为典型。2018年，县里不顾当地实际条件，强推占地面积140亩的文旅项目，规划投资16.5亿元，实际已投5.4亿元。如今，资金链断裂，工程烂尾。

据了解，该项目上马时曾遭遇部分县领导反对，时任县委书记邓晓强便以县“四大班子”领导会议代替县委常委会，率先表态发言，最终让项目规划按照他的意思通过。而该项目幕后老板正是邓晓强和其女下属。2022年7月，邓晓强落马，后因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获刑19年。

像邓晓强这样凭借“一把手”意志盲目推进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在中央通报的 26 起负面典型问题中，占比超四成。

中央通报的案例主要有三类：有的打着“为民谋福祉”的旗号建设所谓民生工程，如2024年 1 月通报的福建长汀县“挖山造田”项目，次月通报的广西旱改水项目；有的以“城市发展”为名引进文旅、数字化项目，如辽宁省阜新市花巨资设立农家书屋，广西恭城县文旅项目；还有的借党建、创城之机设展厅、建交流中心，如成都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项目等。

解决“小马拉大车”

相比难以根除的政绩工程等问题，多名乡镇干部表示，文山会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缓解。“这得益于‘解决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热潮的持续发力。”四川达州市某乡镇党委书记华君（化名）说。

这股减负热潮掀起于2018年底。2019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明确提出“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坚决把文件压减三分之一以上”。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各级党委迅速跟进，相继出台文件，对基层减负作出部署。

除了印发通知，中央还建立了新机制。2019年，中央设立专项工作机制，由中央办公厅牵头，8家中央部门参与，办公室设在中央办公厅。将反对形式主义与基层减负工作结合起来，建立中央层面的专项工作机制，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

尔后，从中央到县，各级都设立了相应的专项工作机制。这一工作机制办公室通常设置在党委办公室。“其组成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会适时调整。”江西某县生态环境局局长辛方（化名）介绍，他所在县成员单位共 33个，几乎涵盖党委、政府各部门，还包括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协办公室。

辛方回忆，在基层减负方面，2024年8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两办”正式印发若干规定贯彻落实。该文件共7个部分，包括精简文件、会议、规范借调干部等，设立了21条具体规定，对文件字数、会议时长及次数都作了具体的数量限制。

第二件就是全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工作推进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强调，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

“这是一个新变化。”曾在乡镇任党委书记的辛方解释，过去基层改革强调将职权下放到镇街，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然而下放时，职权放得过快过多，而资源却未同步下沉，导致乡镇“接不住”，出现了“小马拉大车”难题。

电视电话会后，多地上级机关开始收回下放的职权。经过一系列组合拳式治理，新华社披露，2024年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的一年。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省部级党政机关名义举办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数量分别压减46.3%、65.2%、48.3%。

认识不一致

“基层负担现象，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既有体制机制的障碍，也有理解认识不到位的地方。”重庆市某区委政研室一干部作了这样的总结。

该干部在调研中发现，对什么是形式主义认识不一致。

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乡镇书记抱怨，区里要求他们开的会，他们觉得是形式主义。可区领导认为这是通过会议形式逐级传达自己的意思主张。还有区直单位干部补充说，有时他们被要求参加与本部门关系不大的会议，但不去又不行。这不是“陪会”是什么？但区领导觉得会议主题与该部门职能相关。

“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过程中，上下级对形式主义的概念认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晓东也注意到这一问题，“若干规定也没有对形式主义的概念和内涵作出界定。”

胡晓东认为，判断形式主义需要三方视角：上级、基层和受益群众，不能听取单方面意见，而是要综合判断。例如，如果县领导认为某项目很好，但基层和群众都不买账，那这很可能就是形式主义。

华君认为，需要中央和省市应发布更多典型案例，是干部理解形式主义的“活教材”，“既要有负面典型，也要有正面典型引导”。

实际上，在2023年底最早通报的典型案例中，中央主题教育办会同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共通报了5起案例，其中3起为正面典型：上海开展“四减”行动（减证明、减系统、减考核、减挂牌）；湖南对全省发文开会情况进行监测，采用红、黄、绿三色实时预警管理；山西推动编制下沉，通过增加人手、提高薪酬等务实措施赋能基层。

但此后，未再通报过正面典型。而地方层面的公开通报较少，多数省份至今未对外公布任何案例。不过，据新华社日前报道，省、市两级已通报近4000起典型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年初召开的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曾释放明确信号：聚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若干规定的典型问题，加大核查通报力度。

杜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