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细菌战新罪证史料——涉及日本侵华期间多个参与人体实验与细菌战机构的《身上申告书》《留守名簿》、相册、明信片、影像等。

二战结束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历史长期被掩盖。20世纪末，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研究者们开始从多个方面揭露日军细菌战计划。在中国，受害者亲属通过历时10年的对日民间诉讼，逐渐揭开了细菌战这一历史黑箱。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这一历史性判决，是对东京审判的重要补充。

浙江义乌的细菌战受害者亲属王选，既是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也是日本民间调查团的成员。作为中国受害者与日本之间的“一座桥”，30年来，王选深深卷入日军细菌战历史的调查研究中，持续挖掘着细菌战的真相。

“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细菌战的问题能够有个了结。”已年过七旬的王选说。

崇山村村民“告日本”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义乌的崇山村一度鼠疫肆虐。1942年，1200余人的崇山村死亡400余人，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打击。多年来，鼠疫一直是崇山村人心里的隐痛。

1994年，两名日本人来到崇山村，进行鼠疫的相关调研。这两名日本人访问了很多当事人，并称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状告日本政府。

1994年冬天，从日本回国的王选到崇山村探亲，叔叔王焕斌告诉她，他们要告日本政府，希望她能参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来弄，你是村里唯一一个在日本的，会说日语。”王焕斌还嘱托王选帮忙寻找之前到村子里调研的两名日本人，以寻求支持。

为了保持英语读写能力，在日本生活的王选订了一份英文报纸《日本时报》。1995年8月，王选在《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报道称，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日本的两名和平运动活动家发表了赴崇山村调查鼠疫的报告。“我当时脑子转得很快，就想知道鼠疫的证据链，它是怎么一环一环过来的。”王选说。

发表报告的正是王焕斌寻找的两名到崇山村来调查的日本人——教师森孝正和医生松井英介。王选立刻联系了报社，并通过发布消息的共同社社会部，辗转见到了他们。森孝正和松井英介告诉王选，他们正在组织日本民间和平人士，支持崇山村村民向日本政府索赔，并准备为诉讼调查取证，推动细菌战事实的查清。王选当场表示：“我要加入你们的调查。”

“原告团团长”王选

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家乡。小时候，王选的父亲曾跟她讲过，她时年13岁的叔叔死于那场鼠疫。

南香红的《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介绍，崇山村原本想以全村名义为原告提起诉讼，但日本民事诉讼只能以个人名义进行，于是选出30个代表成员为原告。随着调查的深入，浙江的衢州、宁波、江山、义乌有更多受害者要求加入，再加上湖南常德，最后将原告人数定为108人。他们是191位死于细菌战受害者的亲属和3名身染疫病而幸存下来的人。

后来，应湖南、浙江各地受害者的要求，日本律师团决定再增加72名原告，原告人数达到180人。

当时，原告中只有王选可以讲日语和英语，出国之前还当过律师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原告团的团长——一个各地原告推选的民间职务。

“民间”意味着无固定来源的活动经费。王选说，“国内活动经费，如各地原告团代表到义乌集中开会，交通费大家自己想办法解决；在义乌住宿吃饭，义乌当地受害者筹集。常德方面经济条件差一些，都是我提供，来自于捐资。”

1997年8月，在日本律师团的带领下，原告团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王选首次向法官、向日本政府、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

历史性判决背后的“天时地利人和”

今年7月底，王选在浙江图书馆开了一场讲座，主题是《细菌战诉讼的“天时地利人和”》。她想反复告诉外界，细菌战诉讼带来的成果，不是靠她个人或者崇山村一个村子做成的，而是靠多方力量来实现的。

细菌战诉讼的诉状上只有8位律师，到1998年12月第一次开庭，律师团来了200多位日本律师。“你们为什么要替中国人打官司，来反对你们的政府？”起初，日本律师团来到中国时，经常被媒体如此追问。

“这么做是为了日本好，是借助你们的力量去清理日本历史上的问题。中国的受害者和日本律师，二者之间是为了追究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责而携手的协作关系。”见证过战争残酷性的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解释。

2000年11月，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731部队的老兵筱塚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作证。在多次的公开审判中，包括731部队的原队员、传染病专家、防疫专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11人和原告7人的证人证言被采用。

2002年8月，细菌战诉讼一审宣判。判决书认定，“旧日本军731部队等在陆军中央的命令下，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并由此使居民感染鼠疫、霍乱，造成多人死亡。这种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毒气议定书》，违反了国际惯例，根据海牙陆战条约3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国家责任。”判决书同时驳回原告提出的谢罪及赔偿等一切要求。

这一判决正面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全球多家媒体报道。王选在向崇山村的乡亲们转达判决结果时说：“败诉，但我们胜利了，因为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王选解释，“日本法院虽然只代表司法这一方面，但它是official（官方的、正式的），确认了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认定非常有分量，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关于二战的历史。”

“细菌战问题还未了结”

今年8月6日是王选的73岁生日，当天她照常在家带着一名年轻志愿者忙着书稿的校对工作。

细菌战诉讼结束后，王选开始了细菌战田野调查和资料研究的学术道路，2017年主编出版了和山东大学细菌战调查会大学生一起做的1943年卫河沿岸战争灾难口述历史调查报告《大贱年》；2019年，她和日本同仁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日本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和史料，编辑出版了《日本生物作战调查资料》6册。当前，王选最主要的工作是与浙江省党史研究室、浙江省人民出版社专门团队人员、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员整理校对12卷本的《战争时期浙江省境内的“烂脚病”分布调查报告》书稿，争取在年内出版。

过去30年，王选深深卷入日军细菌战历史的调查研究中。《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写道，王选的丈夫称，“加入细菌战诉讼之后，王选变了一个人，成了一个‘24小时的革命家’；王选只有一个频道，就是细菌战；除了细菌战，她没有别的生活。”

王选对于细菌战研究的全情投入，与她的历史观不无关系。

王选认为，任何研究都没有终点，历史研究随时可能因为一个新资料的发现，主干变得越来越清晰，“比如说，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实施过细菌战这个主干永远存在，但是它会不断具体，不断接近真相。目前关于731部队的真相，还只是冰山一角。”

“我认为我们对历史是有责任的，首先历史不是现成的、被给予的，是要你去为它做些什么的，让它更加完整。”王选说，“一个历史事件，如果跟你周围的人有关系，你也可以去记录。慢慢地，涓涓细流会汇成一条大河。”

80多年过去，日本政府依旧没有承认细菌战的事实，也没有作出跟日本司法部门一样的表态。王选说，“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细菌战的问题能够有个了结。至少在历史叙述的层面上，日本政府公开资料，公开承认已经能够被证实的历史事实。”

胡闲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