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找“梅姨”这件事上，申军良的执拗程度，和要找到被拐儿子申聪一样。

他找孩子用了15年，找“梅姨”用了10年，如果“梅姨”没有落网，他还将继续找下去。

在2017年11月的庭审中，申军良从抢走申聪的人贩子张维平口中第一次听到“梅姨”的名字。之后，他拿着广州警方绘制的画像，到河源市紫金县寻找“梅姨”。在这之前，申军良已经找了张维平口中的这个“本地阿婆”一年多。

没有找到孩子时，他的执拗是可以理解的，“梅姨”是贩卖孩子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找到“梅姨”，才能找到孩子。但在2020年3月申聪回家之后，他依旧没有放弃寻找“梅姨”。

“梅姨”是谁，她长什么样子，她还有多少个像张维平一样的上线，她究竟拐卖了多少个孩子，申军良疑惑，更不甘心。

2026年3月21日，广州警方通报“梅姨”落网，申军良父子接到增城警方告知消息的电话，在电话里，增城警方需要申聪补充一些材料，父子俩一商量，决定亲自到广州面见专案组。

3月22日，再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申军良想起那些年，他像蚂蚁一样，在一条条街、一道道路上找孩子时，“梅姨”像横亘在他前面的大山，经过漫长的跋涉，现在，这座山终于要被移走了。

当年的寻子路依旧熟悉

申军良一米六多一点的个子，瘦瘦的，因为常年走在路上，他脸上的皮肤已经被晒成了深褐色，49岁，背已经微弓，头发全白。为了不那么显老，他把头发染成黑色。

即使这么多年被采访过很多次，但被围在媒体镜头中，走在广州增城的大街上时，申军良还是略显局促。他走进之前常吃的一家沙县小吃，要了一碗炒米粉，转头问人群外的儿子申聪要吃什么。

炒米粉是他在增城时最常吃的晚饭，十年前还是一碗7块钱，它不像汤粉，带着汤，他这个北方人觉得稀，吃不饱，炒粉的油脂、盐分、碳水，能让他有足够的饱腹感。

找孩子时，为了省钱，他一天只吃两顿：早饭和晚饭，因为午饭价格更贵。

与沙县小吃店隔着一个路口的一条街中间，招牌挨着招牌，其中一家旅馆，是他之前常住的地方。最小的房间15元，房间很小，没有卫生间，只有一张床，没有窗户，洗了衣服晾在洗脸池上面，衣服一股霉味，总是不干。

申军良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这是15年一步步走出来的。离宾馆不远有一所小学，他以前天天在那里发传单。最长的时间，他在增城待了一年零三个月。

2003年到2005年间，贵州人张维平在广州、惠州等地拐卖9个孩子，通过“梅姨”，交易给买家。2016年，张维平落网，供述将当时尚不满周岁的申聪抢走后，电话联系“梅姨”，将申聪带到十车队的斜坡上。

这个斜坡在增城区鸡公山东路，斜坡上一个三岔路口，车来车往，当年申聪就是在这里被交到“梅姨”手中。

其实张维平最开始的供述里，“梅姨”没有称呼，他只说是增城区一个本地阿婆，年龄五六十岁。申军良找她找了一年零三个月，见到这么大年纪的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案组。直到2017年，张维平才吐出“梅姨”这个名字。

这里住了几百户人家，申军良曾把寻人启事贴每一道墙，也曾敲开每一家的门去询问“‘梅姨’有没有在这里住过，认不认识”。

时至今日，申军良还是不知道“梅姨”当初住在这里的哪一家。

如同9年前一样，他在这里收到的依旧是陌生、打量、好奇、疑问的目光。

在张维平对他拐卖9个孩子经过的供述里，2003年到2005年，他将4个男孩拐走后，都是带到十车队和“梅姨”会合。

2017年，申军良拿着画像来寻找之时，距离“梅姨”出现在这已经过去十多年。面对一个模糊不清的面目，有的人直言认不出，有的人把她和在菜市场买菜的人关联起来，有人把她认成是捡垃圾的女人。

所有的都不确认，唯一能知道的是，2003年到2005年，在十车队的斜坡上，“梅姨”和张维平会合后，抱着孩子走路到两百米外的增城客运站，坐大巴车前往近两百公里外的河源市紫金县。

跪求线索

张维平拐卖的9个孩子中，8个被“梅姨”卖到紫金县。

人贩子张维平、周容平落网之前，申军良的寻人启事上只有孩子的照片和名字。2017年，广州警方根据张维平的供述，公示了一张“梅姨”的画像，申军良就在寻人启事上加上“梅姨”的照片，他要找孩子，找“梅姨”。

后来申军良得知，“梅姨”曾在紫金县水墩镇的黄砂村出没，在一个老汉家里，她断断续续住过两三年时间。有一次天晚了，张维平把“梅姨”送到村里后离开。

老汉六十多岁，说着他听不懂的客家话，对他的到来不欢迎，也不客气，很多时候，看到他来，骑上摩托车就走。

申军良说尽好话，实在没办法，给老汉跪下，希望他能说出一些“梅姨”的信息。

终于有一天，在央视记者的陪同下，在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的见证下，老汉告诉他，那个女人叫“阿梅”，但他也不知道“阿梅”真实姓名，也从没见过她的身份证件。两人搭伙过日子一样，“阿梅”住上几天就走，来的时候，偶尔会带不同的孩子来，问起来就说是弟弟家的。得知“阿梅”和“梅姨”有联系后，人们反应过来，这里是“阿梅”的一个落脚点。

每次当中间人，“梅姨”都会从张维平那里拿到1000元。但在去年，申军良才知道，孩子的养父母最初买孩子的价格是18000元，但最终到张维平手中只有13000元。

断断续续，申军良在紫金县找到一百多个被拐卖的孩子，但都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不知道的是，申军良的寻人启事曾贴到过申聪的村庄。

在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在打篮球的球场旁边，申聪曾停下来，看那张印着一个不满1岁孩子的照片。上初中的少年不会去想，自己是不是照片上那个人，他只关注到10万的悬赏金额，同学还和他打趣，“要是谁找到拿到这10万，就发达了”。

“找不到，我怎会甘心”

广州是什么样的？找到孩子之前，申军良没有好好感受过，榕树、木棉花，四季常青的马路边，蓝天，白云，江边吹来风，在一个焦虑的、悲伤的、失去孩子的父亲眼中，没有风景可言。

他的世界里，只有找到孩子、找到“梅姨”这个念头。

申军良记得，他当时唯一的感受是，广州的天灰蒙蒙的，老是下雨。下雨，路边和桥洞就睡不了，贴寻人启事也不方便，心事千斤重，怎么办？去哪里找孩子？

珠海、深圳、东莞和广州，有线索的地方都去跑一遍。一次，张维平供述，他曾在十车队的斜坡那里，听到“梅姨”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告知她家里有事，让她赶紧回家一趟，之后，“梅姨”买了一张去往韶关新丰的车票。

申军良不知道那里是她的家，还是她的娘家，寻人启事一张张贴过去，还是找不到人。

2020年，找到申聪之后，申军良还是往广州跑，寻找“梅姨”的线索。申聪感觉到，父亲还是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他主动提出，要陪父亲一起找“梅姨”。

他跟着父亲，再次回到广州。

2025年，申军良来了4趟广州，上一次他回来，还是去年的下半年，那次，申聪拿到了找到“梅姨”的关键线索，提交给专案组。他很想找到后问问她，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也是被她拐卖的，到底还有多少个孩子经她的手被贩卖，以及她的上面还有多少个“张维平”。

找一个人这么多年，申军良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只有一个带着引号的称呼，他很多次梦见同一个场景：他追着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一米五左右短发、个头不高的女人跑。那个女人就是“梅姨”，但他始终没有看到她的正脸。

“梅姨”落网之后，他再回到广州，除了想要解答所有的疑问，也和15年寻子路做一个彻底的告别。

3月23日，申军良父子在增城分局刑侦大队面见了专案组民警，在同一个地方的增城区看守所，“梅姨”就关押在那里。

由于案件正在侦办中，申军良能获知和对外公布的有限，但他确认了，他在紫金县寻找的“阿梅”就是“梅姨”，那是他最接近“梅姨”的时刻。而申聪拿到的线索成为找到“梅姨”的关键证据，他帮助自己的父亲，解开了那个心结。

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