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法官推开办公室门时，雨正敲打着窗棂。助手将“史密斯诉埃文斯遗产执行案”的卷宗放在他桌上：“立遗嘱人詹姆斯·埃文斯，指定唯一继承人是托马斯·基恩。”

霍尔翻开卷宗，目光扫过继承人信息栏，手指突然僵住。托马斯·基恩的出生日期和社会保险号码前四位，与三十年前一桩旧案的被告完全吻合。他抽出遗嘱附录，埃文斯歪斜的字迹刺入眼帘：“我所有的一切，留给托马斯·基恩，那个在1974年冬天被我夺走未来的人”。

1974年冬天。霍尔猛地站起，冲到档案柜前抽出1974年的卷宗。“州政府诉托马斯·基恩”，抢劫杀人，证据链脆弱，仅凭一名有窃盗前科的目击者指认。当时初任检察官的他，在法庭上咄咄逼人，最终陪审团裁定有罪。他记得被告席上少年苍白的脸，眼里是惊恐与茫然。执行记录显示，托马斯·基恩已于1975年1月15日被执行死刑。

霍尔重新审视埃文斯的档案，想起庭审最后一日，旁听席后排那个沉默的男人。宣判时，他抬头与霍尔交汇的目光，沉重而枯寂。是埃文斯吗？霍尔又致电警局档案科，老熟人查证后告知：1974年11月，埃文斯曾报案称儿子被枪击身亡，现场有个穿深色夹克的瘦高个少年跑过，但未并案调查。听筒从霍尔手中滑落。雨停了，玻璃上水痕交错，像未愈合的伤口。遗嘱附录最后一行字：“愿我的愧疚能穿越生死，抵达他身边。”可少年早已死在刑场，埃文斯的儿子长眠地下。而埃文斯自己，成了这场横跨三十年、穿梭于生死之间的无声审判里，唯一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