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短短28个字的一首儿童歌曲，传唱了近半个世纪，成为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在这首歌曲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13岁的上海小学生，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19岁的青年女工，他们还是一对堂姐弟兼表姐弟，俩人互相连招呼也没打分别创作了这首歌的词和曲，而且在那个时候，两人都还没有亲眼见过北京天安门……

灵光闪现

1969年的上海，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对他来说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

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个七字句采取“顶针续麻”的技巧。

金果临回忆说：“创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北京天安门，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还有葵花、红旗……”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

其中的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由于在1967年之后，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所取代，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将之投稿给了一份名叫“红小兵”的刊物。这也是刊发金果临“处女作”的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署名则是“金果临”。

但是，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作了调整。“最后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果临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管他是谁改的，只要诗登出来，而且题目‘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兴了。”

妙韵点睛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上。此时的金果临，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报摊上看到了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小时候，姐弟两人都曾住在奶奶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短，感情也比较深。她和弟弟金果临虽是童年的玩伴，但青少年时期，都不住在奶奶家里，联络交流不像过去那样频繁。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天赋不是很清楚，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

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她既高兴，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文革”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过基础音乐理论，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之后就把自己写成的歌曲寄往《红小兵》杂志投稿了。

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她收到《红小兵》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那天她上夜班，终于按捺不住激动，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机器隆隆，对方没有听见她的话。她把样刊给同事看，对方却很诧异。

一曲成名

1971年的夏天，《红小兵》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的一首。

尽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你是不是写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回答是的。然后校长说：“北京发过来一个函，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在全国推广这首歌，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这事情弄大了。”

最后，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这个荣誉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要怕，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

校长的话有其深意，也有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政治风向变化很快，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过时”甚至“转向”。这次谈话背后的意蕴，其实是那时的金果临所无法理解的。

很快，《我爱北京天安门》登上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命运殊途

但是，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天安门这件事上，金果临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2年，26岁的他才在出差中“见缝插针”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在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来到北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因为担心照相效果，旁边一有游客经过，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接连拍了十几张。”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1973年，《我爱北京天安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唱，此时中学毕业的金果临作为学校先进学生代表下乡成为了一名“知青”。

他在奉贤工作生活的几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期十年的浩劫彻底终结，从1966年开始取消的高考也在1977年重开大门。

这一年，金果临和金月苓又不约而同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里。

姐姐金月苓此时已经27岁，她报考的是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虽然老师都知道她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但是要求仍然很严格，“基础理论、考配器、写歌、和声，最后还要考文化课，都要考，一个不落，每项考试都要通过”。最终，她顺利地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重新开启了求学之路。金月苓那一届同学中日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谭盾、郭文景、陈佐湟、刘索拉、叶小钢、陈其钢等都是她的同窗。但在入学之时，她的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

1982年，大学毕业的金月苓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她又先后创作了《水龙头》《蒲公英》《小小雨滴》等一大批儿童歌曲——有的已纳入教材歌曲，有的成为声乐考级的歌曲。

高考落榜之后，金果临在农场继续他的知青生活，但心中已经有了返城的想法。那时正好有一股“顶替”风，在上海企业里工作的父母到退休年龄以后，子女有困难或者是在外地及农场工作的，可以有一个额度顶替父母工作。农场里的大喇叭只要一广播“某某某请到办公室来”，知青们就知道回上海的好消息到了。同伴们一个个离开农场、回上海去了，然而这一切始终与金果临无缘。1978年12月的一天，就在他觉得返城遥遥无期的时候，大喇叭里意外地喊出了金果临的名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金果临于次年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母亲为了自己回沪的事情茶饭不思，竟至在没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金果临在这里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工厂倒闭，才又去了另外一家民营企业。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也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或许，对于金家姐弟来说，这件妙手偶得的作品，足以书写一生。更何况，《我爱北京天安门》至今仍然在许许多多中国人心底萦回，永不褪色……

姚文婷、蔡懿鸣 来源：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