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

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故意杀人犯罪，慎重死刑是司法实践中的惯例。需要先澄清的有两点：第一，在司法层面，对婚内命案“少杀慎杀”，不仅限于“杀妻命案”，反过来“杀夫”也一样。第二，这背后除了案发于家庭内部的原因之外，也与中国死刑政策的收缩有关。这是整体刑事政策变化的趋势。

其实，很多配偶杀人案并不是普通故意杀人，而是长期家暴的升级——由于暴力前有“家庭”作为前缀，“暴力”反而被稀释了。

我国的司法解释中经常将“公共场所实施、对象不特定”作为“情节恶劣”的因素，量刑时从重处罚。相反，对于家庭伤害，干预的逻辑更侧重个体权利保护与私人关系修复，量刑时会充分考量“矛盾起因、被害人过错、谅解情节”等因素。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前提下，还会尽量修复关系，减少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法律，社会文化也参与塑造了这样的观念土壤。不过，这种观念正在被重新审视。因为现代法治越来越强调国家保护的是具体公民，而不仅仅是抽象秩序。如果保护权利是核心，那么受害人无论是配偶还是路人“张三”，原则上都不应影响对量刑的评价。

总而言之，婚内命案“少杀慎杀”的背后，一方面是国家暴力在自我约束，倾向于减少死刑，这是法治理念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公众对这些案件量刑偏轻的实际感受，以及家庭暴力在司法评价中长期被边缘化的现实，值得思考——家暴本质上是地位不对等带来的欺压，绝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那些哭泣应该被听见，那些被无辜夺去生命的人应该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