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特朗普乘车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返程的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播连线采访了高志凯。他个人给特朗普访华打9.99分，“从里根起，每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都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直到拜登打破了这一传统，任期内没有访问中国，特朗普恢复了这一重要传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一评分被特朗普本人转发到其社交媒体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中美的未来是不可避免的和平”

从中方角度看，中美关系的重点和焦点在哪里？

高志凯：台海问题是头等大事，也是中国的红线。所以这次两国元首能够面对面深入讨论这件事，至关重要。

特朗普回国后所作出的“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变”的表态引发了多种解读，您对此如何判断？

高志凯：这是件好事。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要重视美国的影响，但是千万不要把美国的影响当作先决条件。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方式、方法以及对后果的控制，完全在于我们自己，不在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关注的焦点又在哪里？

高志凯：最近十多年以来，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我觉得美国有两大痛点，一个是担心中国超过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痛点，担心一旦中国比美国强大之后，中国要“称霸”，要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强加”到美国头上。一些美国人甚至喊出匪夷所思的话，说“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但中国从来没说要去主导世界啊。

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是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他分析了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战争案例，得出一个结论，新崛起国家必然会挑战守成国家，最后酿成战争，以此证明中美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我很尊敬艾利森教授，但我认为他的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他分析的所有战争，都发生在常规武器国家之间。目前世界已经进入核武器时代，中美两国又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能简单套用“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

“用魔法打败魔法”

高志凯的名字大规模“出圈”是在去年。他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对方反复引用所谓“麦克马洪线”，将其作为中印边界问题的佐证。高志凯回击：“‘麦克马洪线’是一个英国人在地图上画的一条线，没有任何历史和法律依据，也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凭什么强迫中国人接受？照这么说，我个人也可以画一条线作为中印边界，就以恒河为界。”

这一“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回应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网友后来把高志凯画的线称为“高志凯线”。“我的初衷不是画线，是要用同样的逻辑让对方清醒过来，中国不吃你这一套。”

“高志凯线”不是横空出世。在国际舆论场摸爬滚打近20年，高志凯在和外媒交锋时贡献了不少“名场面”。

比如，英国泰晤士报电台采访高志凯，主持人满脸严肃地抛出“中国建驻英国大使馆新馆是否打算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高志凯微笑回答：“中国没有把英国看作敌人或竞争对手，别再浪费时间猜测了，我们对英国的兴趣只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旅游和读书，以及开展正常的贸易，仅此而已。”

再比如，去年中美“关税战”时，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主持人傲慢提问：“美国人不买你的东西了，你该怎么办？”高志凯连说三次“我们不在乎”：“中国历史5000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美国都不存在。如果美国决定霸凌中国，我们做好了再过5000年没有美国的日子。”

字儿越少，劲儿越大。高志凯每次“爆金句”后总有网友评论：“没错，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我怎么就说不出来？”“申请量产高志凯。”网友呼吁的背后，是对中国在国际舆论场长期受到攻击打压的愤懑和释放。

你应对外媒的回答每次都很痛快，但又少有破绽，有什么诀窍吗？

高志凯：首先，我的言论只代表个人，这是我身份上的便利。但我从来不是随便说的，程度和角度的拿捏非常重要。过去美国喜欢逼着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中美之间二选一，那我们如何应对？如果我们也这么干，跟别的国家说你跟我走，人家也听不下去呀。我是这么说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被人逼着在中美之间二选一，独立主权国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另外，我们分析问题的时候，也不能简单阐述立场，而应该站在逻辑、法律、道义的角度看。小平同志当年经常说一句话：“面对问题不要应付，而要对付。”这句话影响我到今天。比如当对方提出所谓“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我站在中方角度反对是“应付”，我用“高志凯线”把他的荒谬逻辑原封不动还给他，这就是“对付”。

有些时候，对方并没有想认真探讨问题，只想通过攻击让你“破防”，该怎么应对？

高志凯：不要顺着他的攻击解释，而是用你的回答让他“破防”。比如有一次，一个印度专家当面指着我说：“你们中国在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我说：“我知道印度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想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和中国交朋友，因为中国有一票否决权。”

“我一辈子都在做准备”

高志凯当网友“嘴替”的次数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有人把他的辩论能力归为天赋。但他说：“总有人问我，你这个问题回答得特别好，是怎么做准备的？我说我不是在接受这个采访前才做准备，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做准备。”

一切始于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那时常有人说，‘1977年没有冬天’，因为大家都要摩拳擦掌参加高考。我们家三兄弟，大哥在农村，二哥在工厂，他们都要高考，我激动得不行，我也要高考。可我当时才高一，我们学校苏州第一中学不同意，说你高中还没毕业，凑什么热闹？我做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件事，几乎在地上打滚，说我必须要参加高考。”学校同意了，15岁的高志凯报名高考。

中学一位姓许的老师成了高志凯的“贵人”。“高考报什么专业呢？我当时什么都想学，哲学、物理，五花八门。但许老师说，别胡思乱想了，你考不上的。不如抓紧把英语补上来，今年高考练练手，两年后高三毕业正式高考能考个好成绩。我听了他的，开始拼命学英语。”

16岁的高志凯进入苏州大学77级外语专业之后就和英语牢牢绑定：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翻译室，1985年起担任邓小平同志的翻译，1988年到联合国秘书处担任译员。“我中学那个年代，学英语最没用，但我就是觉得，中国迟早有一天要对外开放，我要为这一天做好准备。果然，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学外语的有了前途，而我更有幸能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因为工作，我很年轻就去了很多国家，接触了很多领导人，能够站在伟人身边，把他的声音传向世界，把世界的声音传送给他，这种工作是可遇不可求的。”

1989年，高志凯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1993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从此开始了不断跨界的职业生涯。“毕业后我去了华尔街，做证券法律师。后来我加入摩根士丹利，又作为代表之一跟中国建设银行组建中金公司，再后来去了香港证监会。”

进入新世纪，高志凯先后在香港电讯盈科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等任职。“我那天统计了下，我参与的投融资项目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约合6800亿元人民币）。很多工作是开创性的，比如，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之前没有外资参与过中国的金融行业，我参与制定了行业标准。再比如，我在第一汽车当财务顾问时，设计了中国最早一批的个人汽车按揭贷款。”

从翻译到法律再到金融，高志凯把每一段经历都看作他在国际舆论场的底气。“生活是由不同挑战组成的，你不能为了迎接挑战而迎接挑战，你应该一辈子都为应对挑战而做准备。这挑战是什么？从哪里来？你不一定能控制，但只有它来的时候你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你才可能成为赢家。”

孙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