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

亲自起草加强卫生工作的指示

早在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即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建国后的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他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此后，他又多次强调：“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1953年4月3日，毛泽东对《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作出批示，严厉批评了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

创建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1929年，毛泽东提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提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努力创新并实践了极为有效的、综合性的“人民卫生观”。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1968年9月，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作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活跃在广大农村，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这一创新之举在当时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曾评价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当年11月，毛泽东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实行合作医疗的办法是这样的：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12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实现了“合作医疗遍地开花”。

毛泽东推动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探索不同于西方的公共卫生模式

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发轫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根据地卫生基础条件差，又加上敌人“围剿”，以致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困难，毛泽东产生了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抗战时期在延安中央医院的苏联医生——编者）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毛泽东强调全民参与，主张预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这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他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以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气概大搞卫生运动”，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在政权治理层面，面对一百多年来外侵内乱造成的鸦片等毒品为患和伪劣药品大量充斥市场的局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授权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三年时间，便解决了旧中国长期解决不了并令世界各国政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强调采用适宜的医疗技术，他指出，医学工作“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则）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他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医学“以治疗为本”的思路，即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其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基于这种思想，大量赤脚医生遍布城乡，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状况的新模式。

新中国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模式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时为全世界瞩目的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存在“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盲目否定中医，且提出了一套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正相对抗的排挤和消灭中医的实施办法”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在始终主张中西医结合的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随后，卫生部开展了全面讨论、批判，正本清源，统一了思想。

自力更生，为民服务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曾强调自力更生，自办药厂、医疗材料厂，保证了药品供应和根据地的生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医药生产也要坚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53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生物制品规程，兴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调整医药院校，协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医疗器械专业会议，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进口药物也开始了规范管理检验。先后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建立了新中国药品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

他同时强调，医药是为人民服务的，药品是保护劳动力的，不能以药品能否赚钱来衡量医院的作用。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指出：“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在毛泽东的主张下，国家对药品供应、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免费、半免费和低价供应的政策，既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治疾病的问题，又减轻了群众经济上的负担。

综上所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25%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

刘雪松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