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文学青年不仅在政治上给予教诲，而且对于他们读书、译作、创作，都热情地进行帮助和指导。譬如，李霁野早年想把《一千零一夜》全译过来，鲁迅先生对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不仅没泼冷水，反而大加鼓励。后来，李霁野将长篇小说《简·爱》译出后，鲁迅又代为校阅，并送出发表。

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请求鲁迅修改，鲁迅仔仔细细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涂改得太多了。第二次那青年又寄来一篇稿件，鲁迅仍然仔仔细细地改了寄回去。

对于能用的稿件，鲁迅就认真地修改，有时还重抄一遍，实在来不及时，还请许广平帮着抄。他经常挣扎着病躯，甚至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为许多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做吃力不讨好的改削稿件、校正译稿的事，从不计较时间和精力。

鲁迅在他的许多文章中，批判“中国要天才”的空嚷，斥责那些恶意的批评家。他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鲁迅进而要求人们甘作培养嫩苗的泥土，他说：“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又说：“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鲁迅正是以一生光辉的革命实践，甘做泥土、不辞辛劳，精心培育了许许多多的文艺嫩苗。

颜士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