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遗体被警方装殓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派警察看守。当晚，其也遭囚禁的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获释，回到灰厂豁子内朝阳里四号家中。

暂厝妙光阁街浙寺

第二天早晨看到报纸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被施了绞刑。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使李大钊夫人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大钊牺牲后，家中生活惨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晨报》《京报》《东方时报》等纷纷报道，就连日本人主办的充斥着侵略色彩的《顺天时报》都撰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

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孤儿寡母，反动当局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继续派人进行监视。李大钊妻小因经常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扰，只好阖家迁移到李大钊早年同学李青峰的宅中居住。

当此之时，社会各界同仁纷纷捐款，李大钊同乡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分别到李大钊家中看望赵纫兰并到长椿寺准备领出李大钊棺木。大家在征求了赵纫兰的意见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募捐办理后事。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讲明要购买棺材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伊寿山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因为价格太高，李凌斗说明情况，请求伊寿山降价。伊寿山“生平不识李先生，并绝对反对共产主义，因连日看报，对于其个人人格确有相当钦佩，只索银一百四十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也”（《顺天时报》1927年5月2日）。李凌斗走后，伊寿山又请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十几斤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木上了五道漆。正是因为经过这样精心的打造，1983年党中央将李大钊的棺柩移至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棺木出土完好，李大钊的遗骸得到较好的保护。

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领16名工人扛着棺材到达宣武门外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在场诸人，无不含泪悲愤，李星华、李炎华更是大声哭喊着爸爸，扶父亲入新棺，再三祭拜。11时左右，又由24人抬着李大钊的新棺到妙光阁街浙寺，暂厝浙寺南院，安放祭拜。寺主人因李大钊为政府绞刑不愿收留，经多方疏通，才允许暂时停放。由于政府迫害，加上时局变幻，这一放就是六年。就连帮忙入殓的伊寿山也被警察逮捕，后经保释才得出狱。

周作人、沈尹默暗助子女求学

当年5月20日，在李采言的护送之下，赵纫兰带着幼小的孩子回到了大黑坨李大钊老家。不久，赵纫兰便请弟弟赵晓峰代笔修书一封给周作人，再次恳请周作人帮忙筹划，解决李星华、李炎华姐妹的读书问题，以求完成学业，不负先烈。周作人接信后，即和北大同仁商议，可惜在反动政府的恐怖统治之下，各教授虽多次讨论商议，终无能为力，直到1931年夏，才通过多方安排，接李星华和李炎华回北京复学，分别入孔德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部读书。李星华入孔德学校后半工半读，周作人给她安排了为学校刻法文讲义的工作来补贴生活。

而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则是另一种情况。1927年4月6日清明节，也是当时的植树节，李葆华随同周作人等一起出城植树，并于当晚住在城外沈士远教授家里。4月7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来以后，沈尹默立即打电话给大哥沈士远请他保护好李葆华。但因为海淀侦缉队就在沈家附近，不便久留，于是又请周作人借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机会，将李葆华带回城里。4月28日，即在李大钊遇害当天，周作人将李葆华接到八道湾家中，隐藏在后宅小屋内，直至7月，在沈尹默等人的联系之下李葆华赴日留学。当时，李葆华还不满18岁，但是他的沉稳与镇静却如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周作人等人深为折服。

是年，沈尹默为李葆华办理了孔德学校的毕业文凭，离开北京到天津，从天津乘船到日本，进入位于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翌年1月，李葆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在日本的一切花销全部是自费，临行前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支援的生活费已全部用完，李葆华的生活处于极度的困窘之中。 8月初，李葆华回国，暂住周作人家中，又于月底回日本。1929年，沈尹默担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费尽周折，把李葆华由自费改为公费，才使得其生活和学业得到保障。1931年，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十七省留日学生代表集会，决议全体回国参加抗日斗争。1931年11月，李葆华由日本长崎登轮回国，从此继承父业，开始了革命生涯。

万安公墓一度拒绝入葬

1933年初，李大钊的家乡乐亭被日伪占据。

3月，李星华回家乡接病重的母亲来京避难。而这时，李大钊的灵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为了让逝者入土为安，赵纫兰带李星华姐妹又一次找到了周作人、沈尹默、蒋梦麟、胡适等北大同仁，恳求帮助，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

4月10日，由北大校长蒋梦麟领衔，北大同仁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樊际昌、刘复、钱玄同13人联合发起，共担公葬重任，向社会广泛地发起了捐款活动。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章廷谦到万安公墓购置墓地时，公墓经营者、曾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长的浙江人蒋彬侯，因为害怕受连累，一度拒绝接纳李大钊入葬。4月13日，蒋梦麟亲自出面方才勉强办妥。蒋彬侯非常小心谨慎，所以在说明一栏里，特别注明由蒋梦麟代办。

为李大钊立碑，是13位发起人的心愿，大家推请语言学家刘半农撰写了碑文。可惜，因为反动当局的破坏，这块饱含着北大同仁深情的墓碑并没有能立在李大钊墓前。

1933年4月22日，在妙光阁浙寺内举行了对李大钊的公祭。4月23日上午8时，蒋梦麟、马裕藻等北大同仁及教育界人士，各大中学青年学生，工人及军人700多人，陆续赶到李大钊灵前致祭，参加出殡仪式。

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一路之上，人们高喊着口号，散发着传单，不断地有人加入，送葬的队伍越来越大，声势也越来越高，最终发展成为一场示威游行。这引起了军警的禁止和破坏，将到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宪兵出动，堵住路口，不许就地举行公祭。送殡群众提出抗议，引起激烈冲突，宪兵开枪抓捕，青年受伤，送葬队伍被冲散。后经一番努力，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墓地，由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中共北方党组织书写碑文

半世纪后始见天日

因为当时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中共北方党组织没有公开出面组织这场活动，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公开群众团体，专做援助被捕同志和抚恤烈士家属的工作）的名义全程参与，在公祭之时赠送了花圈、挽联，派人秘密保护灵堂，组织工人、群众及军人参加公葬，印刷并散发了《河北革命互济会为公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李大钊同志宣言》等传单，组织路祭、演讲活动等，以宣传李大钊先烈的英勇革命精神来激发群众的斗志，点燃革命的热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局的黑暗统治。中共北方党组织还以北平互济会的名义为李大钊书写了“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的墓碑，由一辆骡车送达万安公墓。但迫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墓碑没有立在李大钊墓前，而是因循六朝墓志的方法将之同棺椁一起埋入地下，直到1983年为李大钊修建烈士陵园移灵时才出土，得见天日。碑文如下：

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四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八十余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因为连日的劳累和出殡时的惊吓，赵纫兰病倒在床，在公葬完李大钊一个多月之后的5月27日，在协和医院去世。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翌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诞辰94周年之际，隆重举行了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刘晓艳 来源：《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