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然而，早在离宫之前，他就以赏赐胞弟溥杰、英文伴读溥佳为名，将米芾的传世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原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大量国宝珍品分批偷运出宫。从此，这些国宝也踏上一段流亡之路，命运沉浮。这批从故宫流散而出的文物，最后都去了哪里？

国宝盗运出宫的经过

1912年溥仪退位后，溥仪逐渐萌生出赴英留学的念头。为了暗中筹措留学经费，同时为出宫后的生活做长远准备，溥仪找到胞弟溥杰与堂弟溥佳商议对策。溥仪等人共同制定了“监守自盗”的方案：即以“赏赐”溥杰、溥佳为名，将珍宝“名正言顺”地运出宫外。

1923年2月，溥仪秘密出逃紫禁城的计划被内务府所阻，其出洋留学的计划遂以彻底失败告终。但这批先期运出的书画珍品并未归还宫内，而是在溥佳押运下，足足装满七八十口大木箱后，由铁路运往天津，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内。此后，由于自幼喜欢玉器，溥仪还在被驱逐出宫前，让溥佳等人从养心殿中取出一些便携的珍珠手串，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中带出宫外。

津门变卖与“赏赐”

1924年10月，溥仪被驱逐出宫。三个月后，他前往天津，来到日租界内的“张园”居住，并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津办事处”。为贿赂政客、拉拢军阀和勾结日本要人，溥仪前后将几十件书画变卖或抵押，以此换取大量的金钱。

当时，有日本侯爵有意购入李公麟的《五马图》，打算进献日本天皇。溥仪直接提议，将《五马图》无偿赠送。同时，溥仪还以2万大洋的价格，将黄庭坚《诸上座帖》等4件名作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后因无力偿还借款，《诸上座帖》和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被转卖给张伯驹。对于具体经手此事的刘骏业（遗老陈宝琛的外甥），溥仪也“赏赐”了一批书画，其中就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步辇图》、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和宋拓本定武《兰亭序》等极为珍贵的作品。

1931年5月，受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委派，史克门抵达天津，通过曾任婉容英文教师的任兰崧（Ransom）引荐，计划向溥仪收购书画。然而交涉过程并不愉快。溥仪最初拿出12件书画，后因双方定价分歧过大而剔出3件，其余9件由史克门一行统一估价购得。但溥仪很快发觉，史克门不仅对这9件作品的出价远不及原拟价格，还额外多取走1件。经交涉后，史克门退回6件，最终购得明代陈淳的《荷花图》、佚名《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董其昌《仿黄子久富春山画》，以及清代金廷标的《竹溪六逸》4件作品。

除此以外，溥仪还曾分两次，将部分书画以7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天津锅店街的万昌古玩店。但因两次售卖价格都未达到心理预期，溥仪随后又将一批古玩珠宝作价60万元，卖给了法国古董商罗森泰。

小白楼内的哄抢浩劫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溥仪逃往东北，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其存放在天津的大批国宝，由其族兄溥修负责管理。溥仪对这些国宝极为关心，经常令人到天津检查，唯恐遗失。

狡猾的日本关东军对中国国宝的重视程度不逊于溥仪。他们认为，将中国国宝运至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控制；即便时局变化，将这些珍宝据为己有也易如反掌。因此，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的策划下，超过1200件书画被分两次秘密运到长春，入藏伪皇宫东院的书画楼（又称“小白楼”）。

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伪满洲国行将垮台。8月13日，溥仪在极度恐慌中携带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几十箱精品文物，逃往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在此落脚的几日时间中，溥仪以极低价格将部分国宝卖给周边村民，以换取食物与生活用品。原题名唐韩幹《神骏图》、传为南宋赵伯驹的《莲舟新月图》以及元代赵孟頫的《水村图》等，都在此处流散。8月17日，溥仪计划乘飞机逃亡日本，并精选了百余件书画、珠宝随身携带。但在沈阳机场停歇时，溥仪被苏军俘虏，随即押往苏联赤塔，其所带物品也被一并缴获。

与此同时，在溥仪逃出长春的次日，小白楼内未及运走的历代书画便遭到伪满禁卫军的洗劫。这些昔日守卫伪皇宫的禁卫军士兵蜂拥闯进楼内，将珍宝一掠而空。一位孔姓士兵，仅手卷、字画就劫走了一皮箱30多件，其中有唐寅、董其昌、严嵩等人的作品。哄抢之中，还有不少书画被撕损为数段。北宋李公麟的《三马图》、米芾书于澄心堂纸上的传世名迹《苕溪诗六首》、南宋牟益的《西岳降临图》、元代高克恭的《秋山暮霭图》和王迪简的《凌波图》、明代沈周《写生三味图》与《淇园春雨图》、文征明的《赤壁赋图》合卷等传世名作，皆遭此劫。

国宝的最终命运

整体来看，溥仪携带出宫的珍宝，大致有以下几种命运：

惨遭毁坏

如前文所述，小白楼里的书画遭到士兵的争抢。在此过程中，有士兵因争抢不到完整的书画，竟将手中残片付之一炬以泄私愤。比如，明代中期无锡名家王问绘制的《万松图》，卷长7米以上，笔墨淋漓，备受明清两代收藏家珍视。但卫兵在抢夺中大打出手，将其撕得粉碎后仍不罢休，为平息心中所谓的怒火，竟将画卷碎片用火烧毁，化为青烟。

还有一位名叫王学安的士兵，将抢得的一批唐宋书画带回家乡后，在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将这些国宝匆匆埋入地下保存。最终，包括南宋朱熹书法在内的大多作品，都被潮湿泥土严重腐蚀而断裂脱裱、色彩尽褪，无法进行修复和挽救。

重归国内馆藏

同时，不少珍品也通过征集调拨、民间捐赠、海外回购等多种途径，重回国内文博馆藏之列，分别典藏于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机构。

小白楼遭哄抢时，一批宋元秘籍因不便携带而幸免。后经张嘉璈、金毓黻等人收集整理，这批珍宝于北平和平解放后，全部入藏北京图书馆珍本库。而自东北流出的隋代名家展子虔仅存的传世孤品《游春图》，由张伯驹斥巨资于琉璃厂购藏后，最终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韩熙载夜宴图》被张大千以500两黄金收入囊中，1953年其迁居海外前夕，将这幅名作连同另外两卷书画，作价售归故宫。

在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溥仪还先后上交了一批随身携带的珠宝玉器，后经有关机构移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中一件“田黄石乾隆帝三联印”，是乾隆做太上皇时所镌，由一块精美的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方印链连在一起。溥仪在出宫后就随身携带这方小玺，直到1950年交出。此外，这批文物中还有18世纪外商进贡的精制怀表、金镶钻戒指、金缕丝嵌珠手镯、碧玺十八子手串等珍贵的金银首饰和钻翠珠宝。

至于苏联红军查扣的部分溥仪书画，则被转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后又被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溥仪的侍从、家眷等人携带的大批书画和珠宝，也由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区登记造册后，转交给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前身）成立。此前查获和征集到的清宫散佚书画，就从东北人民银行和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这两处机构，统一转拨进博物馆。我们如今熟悉的很多名作，比如东晋《曹娥诔辞卷》、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宋代马麟《荷香清夏图卷》、元代王蒙《太白山图卷》、清代王翚《临富春山居图卷》、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卷》等，都在其中。

溥仪在天津变卖的部分文物，大多也比较幸运地有了好的归宿：最终入藏天津博物馆。例如能反映清朝后妃用印制度的“祺皇贵太妃之宝银玺”，是溥仪为皇祖重制玉册、改镌玉宝时所制的银印玺，在1958年由天津文化局划拨给天津艺术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前身之一）。

亦有少数文物仍在民间辗转流传，并陆续现身各大拍卖会场，屡屡创下天价，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例如在2015年北京保利十周年秋拍上，曾入藏小白楼的文徵明《杂咏诗卷》以8165万元成交。清人唐岱仿关仝的《溪山雪霁图》，也在2017年中国嘉德春拍上拍出3450万元的价格。

漂泊海外

此外，经溥仪盗运出宫的清宫瑰宝，还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落入美、日等国的公私藏家之手。

溥仪“赏赐”给刘骏业的几件画作中，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不久即归梁鸿志所有，之后梁氏将之转售给日本人，最后又被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购得。而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除了藏有史克门在天津购买的四幅画作外，又先后收购陈闳的《八公图》卷、江参《林峦积翠》、丁云鹏《五像观音》、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等多幅溥仪运出宫外的珍宝。

此外，北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为日本人菊池惺堂所购，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宋末元初郑思肖的《墨兰图》，被阿部房次郎所得，后入藏大阪市立美术馆。金代王庭筠的《幽竹枯槎图》则收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时至今日，溥仪携带出宫的珍贵文物，其流散余波仍未平息。文物流落海外，是中华文明之痛；流失文物回家，是华夏儿女之责，我们也期盼着。

伯凌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