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军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明嘉靖倭乱时期,洞头深受其害。后戚继光调来浙江,招募农民、矿工组成“戚家军”,其中一部分兵源就来自温州。戚继光在浙东南征战十余年,曾在洞头洋附近和乐清黄华、乌牛一带与倭寇激战。

为什么是义乌兵

“团练乡兵”正是身为宁绍台参将,承担浙江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抗倭任务的戚继光想做的事情。在实战中,他深刻感到“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要想“大创尽歼”,就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可是卫所军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节制,不能作战。当时倭寇只有不足千人,明军诸路仰攻,竟久攻不下,戚继光一度吃到撤职的处分。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戚继光意识到,要想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军队,非从改善兵员的素质入手,于是决定到浙江民间前去募兵。

戚继光最终选中的练兵地点,是在义乌。这里是如今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在明代只是浙江中部金华府下的一个普通县。从方言地理上看,金华一带在吴语里自成一个土语群(婺州片)。可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并不能掩盖现实利益中的分歧。义乌南有座八宝山。嘉靖三十七年(1558),同属金华府的永康县盐商施文六觊觎这里的矿藏,集众近百人来此采矿,遭到义乌人反对。当地大族陈大成、宋二十六等率族人赶走施文六一干人。永康县民反过来又进行报复,这就发展成义乌与永康两县间从夏天持续到冬天的大规模械斗,双方都有数千人参加,死伤颇重。

戚继光当然不欣赏这场民间械斗,但他很欣赏义乌人在械斗中表现出的那种同仇敌忾、剽悍勇敢的精神。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不可能不注意到,组织械斗所需要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本身就具有现实的军事意义。在他看来,若能把这些义乌人吸引到战场上,选择精壮,加强训练,岂不是可以练出一支劲旅?

一开始,义乌百姓还不了解募兵意图,不愿前往。戚继光晓以杀倭保国保家的道理,局面逐渐打开,人们纷纷应募入伍。但戚继光对应募的人并非来者不拒:住在城里的市井猾民不用;曾经当兵打过败仗的不用;正在官府服役的人不用。这实际上就是要把难以控制的人群排除在军队之外。戚继光属意的是那些“守本之民”,在他看来,这些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测我之颠倒之术,诚信易于感孚,忾气易于振作。先以异出常情之威压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继之以重恩收其心,结之以至诚作其威,则为我用命无疑,此万试万效之方也”。这番话里当然有戚继光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性,但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易于控制、便于驱策的兵源,毕竟有利于戚继光贯彻自己的练兵意图。

在赵大河的协助下,戚继光在义乌选成一支以农民、矿工为主,共计三四千人的队伍,这就是后来远近驰名的戚家军的最初基干。这年十一月,戚继光率领队伍回到台州,一边御倭,一边加强训练。

戚继光对训练抓得很紧。考核中,进步者受奖,屡次没有长进者受罚。他还对士兵们说:“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以此激发士兵的练兵热情,并训练实战的真武艺,战时怎样打,平时就要怎么练,反对“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做法。

在单兵训练基础上,戚继光还会组织士兵反复操练他自己创造的鸳鸯阵。这是戚继光眼中“紧要束伍第一战法”:每队12人,队长居前。次二人持圆形的藤牌与长牌。前者选年少便捷、手足灵活之人承当,后者选年壮力大且胆勇者承当。牌手另携标枪二支,腰刀一把。再次二人是狼筅手,选年力健大雄伟老成者担任,持狼筅(一种多刃的长兵器,利刃在顶,长一尺;四面竹枝,须坚直粗大者)抵御敌人刀枪,保卫牌手。再次四人为长枪手,后二人是镋钯手。他们是主要的攻击手,均选精敏有杀气的三十上下长健好汉承担。最后一人为伙夫,则以老实有力武艺稍次而甘为人下者充当。训练时,强调相互配合,以整体力量杀敌。士兵自入伍,即按鸳鸯阵中所定位置一一编好,不得随意错乱,违者严罚。

传奇鸳鸯阵

鸳鸯阵是戚继光的一大创造,也是克制倭寇战法的利器。当时渡海来华的倭寇善用长刀,在近身格斗里往往占据上风。茅元仪在《武备志》里提到长刀,称其为“倭奴(指日本)之制,甚利于步”。而戚继光则根据战场的实际遭遇描述道:

“长刀解,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

这样一度屡试不爽的战术,对鸳鸯阵来说却是无效的。当一个倭寇挥舞长刀突进时,他要先后躲过四支长枪的刺击,才能将鸳鸯阵纳入长刀的攻击范围,此后还要突破两面盾牌,两根狼筅,两支镗钯的防御,才能真正伤害到鸳鸯阵内的战士。可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怕是所谓“剑豪”都做不到。戚继光在《练兵实纪》里所说的“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无用矣”就是这个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说起倭寇,往往令人想到身配长短二刀的日本武士形象。但在戚继光投身抗倭时,也就是日本“战国时代”晚期,足轻(步兵)已成为大规模战争的交战主力,从而取代了镰仓时代以来的骑马武士在日本战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足轻所用的主要武器并非长刀,而是类似长矛的长柄枪,其长度可以超过5米,远远超过长刀。《练兵实纪》分析明军对阵倭寇的败因时提到,一是“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另一点就是明军“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以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

故此,鸳鸯阵也考虑到对付“长枪”的需要。戚继光在训练士卒时,要求“俱照鸳鸯阵立定,前设长枪一人为敌”。若是倭寇手持长枪,从高处往里戳,牌兵就把藤牌往上举高;趁这空当,阵内的长枪手伸枪出去刺杀敌人。若是敌兵长枪朝下、往脚底戳来——牌兵就把牌往下压、坐落到底护住下盘;趁此机会,阵内长枪手出枪刺杀敌人。长枪从左边戳来时,左面的狼筅手用狼筅架住敌枪,本队长枪手随即出枪刺杀;左面的镋钯手紧跟着长枪一并杀出。敌人长枪戳向右边,就是右面的狼筅手、长枪手与镋钯手如法炮制……

总而言之,在鸳鸯阵中,镖枪、狼筅和长枪是冷兵器中的长兵器,而牌、腰刀和镋钯则为短兵器,把这些兵器结合在一起,就是“长短相杂”。其中的牌和筅主要用来抵挡敌人的箭和刀,是防御性兵器;长枪主刺杀,镋钯防止敌人进至长枪手跟前,这样,牌、筅、枪、钯有机结合在一起,便是“刺卫兼合”,使得“鸳鸯阵”成为一个令倭寇为之胆寒的“克星”。

练心气自壮

精良的武器与精妙的战术,归根结底都需要士兵去执行。如果士兵临战而溃,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戚继光非常重视部队纪律。他指出,从古至今,名将用兵,绝没有既无节制号令,又不用金鼓旗帜,乱打一气,就能获胜的。戚继光采取的办法,是使全军上下必须身从号令,他把军中各种金鼓、号炮、旗帜、锣钹、竹筒、灯笼等所代表的号令,向军官和士兵们作了详尽明确的交代,命令他们必须准确掌握。并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散发士兵学习。认字的人自己读,不识字的人听识字者讲读,每人都必须熟记,绝对服从。

与此同时,他又制定了各种纪律,包括民众纪律、战场纪律、对俘虏的纪律等等。规定“凡师行,动人一草一木,擅离队伍,搀越行次,互相斗殴恣行诈伪,奸淫妇女,俱以军法处治……该管人员分别轻重连坐,甚者与正犯同斩”,以及买卖公平等等。戚继光说:“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同时辅以说服教育,启发士兵自愿遵守。

戚继光通过这些严明的号令与纪律,指挥约束部众,无论住营、行军、操练、出征,都能做到纪律严明,步调统一,使全军俨然成为一体。

但纪律与号令解决的是士兵的“行”,未必能解决士兵的“心”。作战之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士气,“兵之胜负者,气也”。针对当时兵士大多怯弱的弊病,戚继光十分强调“练胆气”。他认为,只有练好胆气,士兵遇敌才不致溃散,才能勇往直前。

但高昂的士气不是自发形成的,要想有高昂的士气并始终保持,关键在于将领的掌握和疏导,即所谓“治气”。治气是用兵的关键。

那么,如何“治气”呢?戚继光认为,关键是“练心”。士气来源于“心”。他说:“气发于外,根之于心”;“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勇气不过是人思想的外部表现。一个人是不是勇敢,关键在于内心。因此治气、练胆气就要练心,“练心则气自壮”。戚继光用浅显、直白的道理激励士兵奋勇向前、英勇作战,任何艰难困苦也不能改变他们战场杀敌的决心。

透析戚家军

这支素质优良的部队,经过戚继光言传身教,实心操练,不久便成为一支行动疾速、以一当百、军纪严明的英雄劲旅。之后,各地“客兵”陆续撤离浙江,戚家军便成了浙江前线抗倭的主力。

戚家军虽冠以戚继光的名字,但绝不是一支如同家丁一般的私兵。戚家军的粮饷后勤,完全来自朝廷的供给,更不用说,朝廷的世袭职衔颁授,成为底层民众身份出身的戚家军士卒进阶、世袭荫替的重要途径。从兵制角度看,这样的“掣肘”也确保了戚家军为明廷牢固掌握,从而成为堪与“岳家军”齐名的一支古代王朝的正规军。

郭晔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