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纮，1914年生于福州，2009年卒于香港。溥仪老师陈宝琛嫡孙。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1944年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9年任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其间保护银行资产，率众秘密起义，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于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福建历来有“四大家族”之说：陈、林、王、翁。每一家族子嗣繁衍根深叶茂，家族之间联姻频频，盘根错节关关相系，所以，我们的舅舅特别多，四大姓的都有。但是，唯有陈纮，是妈妈的同胞弟弟，我们唯一的亲舅舅。

外婆屋里的孤灯下

妈妈和舅舅的父亲在陈太傅（陈宝琛）膝下排行第二，二爷寻欢离家出走，那时，我妈妈三岁，舅舅一岁半，自此，外婆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一双儿女。他们跟随陈太傅远离家乡客居北京，之后很少再回福建。妈妈和舅舅姐弟二人相濡以沫，胜于手足。

外婆是林则徐的外孙女，书香门第出身，酷爱读书，读得有点书呆气。她不是精于世故的能干人，因为忠厚，太傅将家交与二奶奶（外婆）打点。北京城的名门，偌大的几十口之家，上有帝师公公、公公的原配夫人和数位姨太太，叔子、姑爷各有奇招，还有十位小姑子！

大宅门里，走动的同好、近亲远戚、赶饭的……络绎不绝；兴风作浪，大有人在。外婆认准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她大智若愚。姑子们报复嫂子的管束，将漂亮女同学带到家里，看似来为她们做功课，背地接近二爷。最终，建外宅，生儿育女，外婆一辈子守活寡！

妈妈是陈太傅的长孙女，心直口快，没人敢惹。舅舅则不然，将他们母亲受的欺辱，记在心里；埋头读书，立志要让母亲扬眉吐气。

是夜，灵境胡同七号大院终于安静。外婆屋里的孤灯下，自印本“家训”打开着，外婆在教舅舅背诵：“忠孝只嘉名非愚无以尽实际，聪明原守正方不入歧途。”“忠孝俭勤治国齐家无二理，经史子集修身养性在其中。”这是陈宝琛为纮孙题写的曾祖父陈若霖的遗训（陈若霖为清朝乾隆年间刑部尚书）。对此幼教，舅舅一生实践之。

为人民政府缓解燃眉之急

我们见到舅舅时，他已经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来，住在上海我们家。1947年我们还不到上学年龄，每天清晨等着舅舅起床，他会把我们抱着坐到窗台上，藏在窗帘里面，让妈妈找不到，我们就忍不住地笑，笑啊……此时想起来，仿佛还触摸得到那抖动的窗帘、缝隙间钻出的一阵阵童稚笑声。

他带回来好多书，还有好玩的立体封面的相册，精致得让人看不够，全装在一个铁箱子里。2009年6月他去世前，突然问起那口铁箱子的所在，说里面有他在英国读书时写的论文手稿。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才有空闲一件件捡拾起过去岁月的细节，回忆、品味。

他一生于金融界叱咤风云。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香港金融战线激烈较量，他带领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同仁秘密起义，保护福建省银行的外汇资源。按照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以此创办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舅舅被任命为副总经理，由此，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香港土地上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对此嘉勉：这是“加入人民民主事业的壮举”。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遭遇西方的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舅舅利用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的资金和人才，成立私商名义的香港丰成贸易公司，并在厦门等地设立分公司，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量购进大米、面粉、布匹、肥料等奇缺物资，趁黑夜绕过国民党军舰和港英稽查船舰的封锁，将物资运进福建，缓解燃眉之急。

福建是华侨之乡，侨汇是众多侨眷的生活来源。解放初期，侨汇断绝，侨眷生活陷入困境。舅舅通过掌握的银行关系积极联系各侨汇批转局，代为转驳成功，解救众侨眷脱离困境，又为人民政府赢得急需的外汇。

因一系列抢救性举措的有效实施，舅舅被评选为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和新中国建国一周年庆典，并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这在当时是十分荣耀的经历，外婆高兴啊，她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仰头看着高大的儿子，重复着一个字：好，好，好……

“我要为我的国家工作到最后”

回到香港以后，据有关情报透露，台湾国民党特务拟在香港金融界暗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银行的郑铁如，另一个便是陈纮。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安危，要将他调到广州中国银行工作。他考虑到南洋商业银行正是初创时期，许多工作有待开发，便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留在香港。他给母亲的家书却总是一封又一封地报“平安”。

1966年，他被调任香港中国银行高级副总经理职务（总经理由北京委派），上面要求他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套换外汇工作的领导，尽力争取汇价合理，及时购得足够的英镑，以满足国家对外支付的需要。时值“文化大革命”爆发，中资银行业务几近停顿，大有坐吃山空的危机。舅舅临危受命，忧心忡忡。

当时欧洲各国为求汇率稳定，曾定出彼此之间汇价比例，但又准许在一定幅度内上调或下调。舅舅仔细研究了这个原则，认为这个可试做风险不大的套利业务。总行同意他的分析和主张，通过与兄弟行的联手，在买卖马克的业务中，为香港中行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1969年，外婆病了，舅舅赶回北京。病床上的外婆见到儿子，两眼放光！不久，目光黯淡，老人家陷入昏迷。外婆生命垂危，舅舅日夜守护。那时没有电视机、电话，了解新闻只能听广播。忽然有一天清晨，舅舅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急匆匆对我妈妈说：“姐姐，你把妈的东西收拾一下，她的后事拜托了。我今天必须赶回去！”后来提起此事，舅舅说幸亏他赶回去，当时国际汇率发生波动，迟误的话，国家损失可就大了！

“文革”之后，香港中行的业务蓬勃发展，舅舅的工作忙碌得不可开交，最多时一天出席11个酒会，他却是滴酒不沾。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矗立的中国银行大厦和北京长安街上的中国银行大厦，均由他出面邀请贝聿铭大师主持设计。为此，舅舅多次赴美，他以贝大师的父亲曾是中国银行前辈之渊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终于取得贝大师的认可，为中国银行设计建造了这两座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其间，有外国的银行、公司想以高薪聘请他，“多谢，我要为我的国家工作到最后。”

“没有give and take，只有give and give”

外婆生前常对我说：“你们舅母节省得很，还给舅舅缝补睡衣呢。”确实，中资银行工资不高，而他们要负担很多人的生活，香港一个家，北京一个家，他们三个孩子，我们兄妹三人，六个孩子一视同仁。1959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舅舅写信质问妈妈：“为什么同意她去？我们家几辈人都没有演戏的！”妈妈向他解释，这是孩子上大学的唯一机会。

很快，我收到舅舅寄来的邮包，是美国最专业的戏剧油彩，能将对演员皮肤的损伤降到最低。这是舅舅的爱心呵护。事后，舅母告诉我，那些油彩好贵。

舅舅经常教导晚辈：能够帮助人是好事，世上没有give and take，只有give and give，不要期求回报。写到此，舅舅和外婆的音容举止浮现眼前：外婆乐善好施，远近闻名，凡上门者有求，没有空着手离开的，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子同心同道，舅舅则尽力保证母亲资助亲朋的可能。

他生前常说：“没有你们舅母，我活不到今天。”他们相濡以沫60年，文字难以描述舅母对他的无微不至。一度，舅母因直肠癌手术住院，放置她枕边的却是舅舅每日服用的药筐子。清晨，舅舅去银行上班之前先到医院，服下舅母为他准备的药——舅母只放心自己的准确。

舅舅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得过肺结核，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被德国封锁，没有药物，他大量吃蒜，居然痊愈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为了增强体质，每天清晨必去游泳，在浅水湾，寒暑风雨皆无阻，锻炼意志，还可以结识朋友。舅舅交往很多高层的朋友，这很正常，他还和诸多工友做朋友，这可就难得了。

香港乡村俱乐部餐厅的一位服务员就是舅舅游泳的朋友。只要我们去香港，舅舅总会带我们到那里吃饭，我们看着他们一同渐渐老去。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对方说：“陈先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明天就可以休息了。”那时，舅舅走路已经颤颤巍巍。他离开座位，扶着桌子，过去和他握手，紧紧地握手。舅舅去世后，依照他生前的意思：逝世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入大海。一切恩恩怨怨，随波逐流，一了百了。

乡村俱乐部，舅母和晚辈依然时常到这里来。客厅前面是一片海，舅舅最喜欢的。表弟对我说：“想念他时，我们就到这里来，我们在这里讲话，他听得见。”

外婆的骨灰葬于北京万安公墓，这是陈氏家族在北京的墓地。舅舅凡到北京公干，必去万安公墓，为外婆墓地除草。他带头示范，子女晚辈效仿。最后一次，他拒绝搀扶，吃力地弯下身去，拔下最后一把草，在母亲墓碑前跪下身去，老泪纵横……

唐斯复

来源：档案春秋